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資料，從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中國的“新經濟”（科技和互聯網公司業務）年均增長16.1%，比中國總的 GDP 增長快 1.9 倍。此外，科技行業新增就業人數年均增長7.2%，是其他經濟部門新增就業平均增速的22倍。許多科技公司從 10 年的初創公司變成了世界上的“獨角獸”——資本超過 10 億美元的公司。
共享經濟並非在中國最先出現，但正是在那裡它得到了最大推廣。幾乎一半的中國獨角獸都以某種方式從事共享經濟。如果說在其他國家共享汽車、辦公空間、住房等昂貴商品的經濟發展較好的話，那麼在中國公司則提供幾乎所有的短租服務——從汽車和自行車到電話充電器、球、雨傘、兒童推車甚至服裝。
該市場進入門檻低，導致共享經濟突飛猛進地發展。例如，2017年就有來自70多家公司的2000多萬輛自行車行駛在中國城市的大街小巷。但這並沒有消除市場的壟斷。最大的兩個參與者——ofo 小黃車和摩拜單車佔據了近 95% 的市場份額。這些公司的資本總額很快超過 10 億美元。根據 Crunchbase 的數據，僅向中國最大的四家共享單車公司在 2018 年投資者就注入資金 45 億美元。
2018 年成了共享泡沫開始破裂的時間點。原來，大多數共享公司的商業模式並不可行。當然，價格戰也幫助創造了龐大的客戶群，這實際上是風險投資者在投資公司時關注的對象。然而，與此同時，整個生意只靠投資者“燒錢”而存在。到了算賬的時候，結果發現這門生意即使在中期也無法做到收支平衡（更不用說盈利了）。投資者驚慌失措，試圖收回投資。共享公司因此而開始破產。美團買斷了摩拜單車，Ofo 就停止了存在。然而，輸掉的不僅是投資者，還有很多服務用戶——他們根本無法返回早先的存款。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呂隨啓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解釋說，事實上共享經濟對實體經濟並沒有多大用處。呂隨啓專家說：
“從理論角度來看，共享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產權界定不清楚。從實踐角度來看，共享經濟又給實體經濟帶來了過大的衝擊，擠壓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看似共享經濟的快速成長帶來了很高的收益，但是對實體的擠壓也導致了大量該領域企業的破產和人員的下崗失業。目前共享經濟的模式實際上涉及多個領域的交叉，這種交叉有可能給監管帶來很大的難度，同時也會導致不同行業之間的衝突，並讓我們為解決這些衝突付出較高的額外成本。另外，當前共享經濟大部分是處在資本控制的狀態下。中國在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資本過度追逐利潤，實際上會帶來不少畸形的產物。一旦走向極端，對於中國或將帶來巨大風險。”
去年年底中國政府宣佈將打擊資本無序擴張作為最重要的任務。這一表述恰好是在股份公司倒閉和輕率投資後果出現的背景下出現的。畢竟，這種資本擴張的結果並沒有達到任何預期：沒有發展“智能”消費、流動性和創造就業機會，只剩下投資者、賠錢的用戶。最主要的是，因共享單車，所有大城市都出現了堆積如山的廢金屬。如今清理“廢品”的任務落在了市政府的肩上。雖然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儘管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工業等傳統部門仍然是發展的根本動力。呂隨啓專家認為，監管重點轉向共享經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一步。他說：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實際上製造業仍然是根本。無論是在國民經濟當中的地位，還是在解決就業方面，實體製造業都是主體。而共享經濟過度擠壓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這與發展中國家的狀況是不相符合的。因此從確保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發展中國家地位比較吻合的角度出發，加強對共享經濟的監管力度，應該是一個主要的著眼點。”
正如數字貨幣等其他一些創新一樣，共享經濟也可以是有益的，但需要適當監管。自然，在泡沫破滅後這個市場的增速不再像以前那樣快。例如，據《環球時報》報道，2020年“共享經濟”框架內的交易額同比僅增長2.9%，達5224.7億美元。但有 630 萬人直接受雇於該領域——這是共享平台雇用的員工數量。而在2020 年約有 8400 萬人間接在共享經濟中工作。因此，總的來說，對共享經濟增長的預測還是比較樂觀的。預計中國共享經濟未來五年將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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