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既是正式的,也具有象徵意義,而且後一點或許更重要。也許,如果即將到期的本屆政府給自己提出在亞洲政策上來一個最後衝刺的任務,那麼訪問有可能更引人關注,被訪問的國家也會更多。然而,正如戰略研究中心專家茨韋托夫指出的那樣,最後的大和弦沒有成功,儘管選擇越南作為最後一次訪問的目的地國有其自己的意義。
在東北亞奧巴馬在自己兩屆任期內成功更新了同日本聯盟的指導性原則,也沒有讓同韓國盟友關係的發展減速。當然,平壤經常表現出的不確定性——從2010年的天安號沈沒事件到最近的核試驗,也促使了美韓關係的發展。
同樣重要的還有,近年來華盛頓竭力想在日韓之間搭個橋。儘管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存在分歧,2016年3月在華盛頓還是舉行了三國峰會。
而在東南亞推行“重返”政策較為困難。在阿基諾三世執政時簽署了新的《增強訪問合作協議》(EDCA),允許美軍擴大在菲輪換駐軍。僅在奧巴馬執政的最後幾個月內,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爾特才給美菲聯盟至少是在外表上畫上了個問號(雖然他的政府暫時也未宣佈更改EDCA)。同“北約外的主要盟友”泰國關係的發展,自2014年軍事政變後有所放緩,自那時起曼谷對華盛頓來說已不是最可靠的夥伴。
在東亞借“幕後領導”來加強自己在東亞的影響力,在美國許多鷹派人物看來,無異於投降。他們認為,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異常活躍以及它的許多經濟倡議,沒有得到奧巴馬的強硬回應。的確中國仍在一往直前,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該地區的許多國家開始讓自己的外交政策實現多樣化,結果往往並不總是有利於美國。而且特朗普許諾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已經威脅到“重返政策”的整個經濟層面。
但是國務卿克里作為自己告別亞洲工作而選擇的越南,可以完全被認為是成功的例子。在奧巴馬的兩屆任期內美國成為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場,而且還取消了部分對越武器禁令,而在白宮接見越南共產黨總書記,實質上等於承認越共在越南的領導地位。在美越戰爭給各自帶來空前規模的歷史創傷的背景下,美越成功走近給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雖然也許這裡不再有那麼多的感情色彩。越南作為制衡中國的工具,美國將來還會感興趣,河內也會樂此不彼,只要中國和地區小國的摩擦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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