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獎，是對漢學家貢獻的承認
6月14日，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隆重頒獎儀式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2023年，來自16個國家的20名翻譯家、作家和出版家榮獲殊榮，其中有俄羅斯漢學家謝爾蓋·亞歷山大洛維奇·科米薩羅夫。
謝爾蓋·亞歷山大洛維奇·科米薩羅夫，歷史學副博士、作家、翻譯、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和民族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西伯利亞國立大學東方學教研室教授，他還是中國青銅器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中國文化和醫學領域的專家。
據科米薩羅夫介紹，對他來說，獲得此獎項是殊榮。要知道，不同年代，世界各地很多研究中國的專家獲得該大獎，其中有俄羅斯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謝爾蓋·齊赫文斯基、米哈伊爾·季塔連科、米哈伊爾·克留科夫、列奧尼特·彼列洛莫夫和阿爾焦姆·科布澤夫等等。科米薩羅夫於1972年開始研究中國，那時，新西伯利亞市成立了新的東方學中心。
他說：“我從童年開始對東方產生興趣。那時，蘇聯和中國關係很好。我記得上幼兒園時，給我們讀中國童話，似乎，這也有影響。然後巧合的是，我1972年考入新西伯利亞國立大學，那裡恰好開設中國專業。我想學歷史方向，命運眷顧，還能學習中文。我當然非常努力進入這個班，一切非常順利。我們班非常強，從這裡走出一些著名的專家和外交官。”
從石器時代到絲綢之路：中俄共同的歷史空間
科米薩羅夫指出，上世紀70年代在新西伯利亞創建東方學專業所組建的班，是一個新的研究中心，而且並非在複製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大型學術中心的工作。
他說：“在我們新西伯利亞市，最開始注重的是中國考古學和某些交叉學科，比如銘刻學等等。因此沒有必要和莫斯科比拼現代中國問題研究，或與彼得堡競爭研究中世紀的中國，他們有非常好的圖書館和本領域的專家。因此，應創建另一個領域的補充研究中心。首先，1970-1980年代，我們歷史學方面有關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不足。其二，西伯利亞、蒙古國和中國考古方面有很多契合點。”
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所的專家們，其中包括科米薩羅夫，正在研究古時西伯利亞和現代中國之間的關係。其中，關注的是石器時代和在中國智人的擴散問題，以及沿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貿易。據科米薩羅夫介紹，絲綢之路不僅從東向西，它有很多支線，一直進入現代俄羅斯的遠東地區。近一段時間里，在中國找到很多古代講伊朗語的粟特人的墓葬，長時間里，他們在組織中國商隊貿易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有證據表明，他們的活動範圍甚至到達西伯利亞。然而，與中國毗鄰的大草原，在本地區的文化交流中發揮著特殊作用。
他說：“巧合令人驚訝，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中國北部地區曾屬草原，範圍從黃海到多瑙河。遊牧民族時不時地在大草原上馳騁，比如匈奴人遭到中國回擊後來到了歐洲，某種角度導致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後來，大草原上突厥族和蒙古族興起。一方面，遊牧民族給定居文化帶來了很多問題，另一方面，他們機動性強，為貿易提供了保障。漢朝時期有了絲綢之路，其分支分散到俄羅斯各處。我們考古學家找到源自中國的各種器具，比如絲綢殘跡，漢朝和唐朝時期的銅鏡。甚至在遊牧民族時期，從石器時代開始，那些目前屬於俄羅斯和中國的地區，已經相互影響，居民不斷遷徙。”
考古資料顯示，大陸和海上貿易系統非常發達，同時，中國商品在古時和中世紀時期已非常流行。目前屬於俄羅斯和中國的地區之間，古時候已有商品和技術流通，比如在某些武器方面。科米薩羅夫在他的首部專著《中國古代兵器綜合體：青銅時代晚期》中以考古發現為例，生活在現代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境內民族的技術，對中國周朝時期的兵器製造有影響。
他說：“把武器作為研究對象並非偶然，要知道，武器是物質文化的一部分。原因可以理解：如果不經常完善武器，那麼就可能被鄰居超越。因此，武器是研究相互影響、引進和創新的最好材料。具體例子可以證明，在發達的青銅器時代，中國與大阿爾泰地區之間存在著無可置疑的相互影響。”
中俄考古專家合作成果顯著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中俄兩國考古學家已在有計劃地合作。1987年，謝爾蓋·科米薩羅夫在學習和科學實踐框架下來到了中國，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興趣。俄羅斯科學院考古和民族學所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有合作，舉辦學術交流活動。他們研究館藏，為兩國通史研究帶來光明，做為受邀專家，參加夥伴們的考古考察。
他說：“我們同事們，即使不懂語言也彼此明白。有時，我不懂中文的同事，在考古挖掘點與中國專家交流，沒有翻譯，一切都很清楚，知道做甚麼。有時，對考古發現進行解釋，如果有照片，同樣是明白的。當然，在我們研究所有懂中文的專家，其中包括我。我們年輕的專家，那些我值得驕傲的學生，他們不僅進行學術論文答辯，中文也相當不錯，專業術語很通。中國的考古學家，同樣對我們在俄羅斯境內找到的物品興趣很濃，可相互比較。中國同事中也有很多掌握俄文的，他們學習俄羅斯的考古學，研究我們的材料，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幫他們找材料，甚至帶他們一起去考古現場。俄羅斯科研中心的其他考古學家，也在和中國積極合作。”
俄羅斯漢學家謝爾蓋·科米薩羅夫（左邊）與中國和俄羅斯同事一起檢查西安漢墓的發掘情況。
© 照片 : Alexander Soloviev
中俄兩國學者們有著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友誼，但疫情期間聯繫暫時中斷。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的專家期望，合作將很快得到全面恢復。
21世紀，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
科米薩羅夫在評論自己同事觀點時指出，我們現在是中國考古黃金時代的見證者。中國近幾十年來，創立了很多考古雜誌，出版了不少專著，所找到的考古材料在各地博物館、展覽館與世人見面，此外，還建起很多新的博物館綜合體。世界各地的專家都在密切關注中國的新發現和資料，有時，這些材料在改變對亞洲地區歷史的認知。
他開玩笑說道：“對從事中國考古的人來說，這是真正的痛苦，你疏忽10分鐘，中國已找到上百萬的文物，你都來不及研究。”
俄羅斯漢學家謝爾蓋·科米薩羅夫遊覽西安附近的漢景帝（公元前 188 - 142 年）的陵墓楊陵
© 照片 : Alexander Soloviev
科米薩羅夫高度評價中國的考古發展，國家領導人也在關注這個問題。有意思的是，中國城市和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促進了考古研究。
他說：“我記得在中國古都洛陽，市中心建高樓，偶然發現一輛馬車墓葬，套著6匹馬，顯然是某個統治者的墓葬。最終，建設被叫停，甚至將已建成的部分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建起了博物館：歷史重於一切。”
科米薩羅夫堅信，現在對歷史的虔誠態度，有助於拯救很多考古遺跡，我們將在中國看到很多令人驚奇的考古發現。
將對中國的興趣傳遞給年輕一代
文學作品翻譯，是科米薩羅夫科研和寫作中的重要成分。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授獎儀式上某個招貼畫有特別的象徵意義，使他想起他特別珍視的一件事。
他說：“我拿著一本我在蘇聯末期翻譯過的童話書，當時印數非常大，有非常好的插圖。我很自豪，出版了兩個合集，並參加了另一本中國童話書的出版工作。我之前說過，也許童年時期讀過的中國童話故事，對我的職業選擇產生了影響。不管怎樣，我偶然得知，我們一些大學生有我翻譯過的《望江樓》民間故事書。他們在童年時讀過，也許，他們是在讀過童話後來學習中文的。童話，是極為精彩的民族文化，充滿了民族智慧和很多倫理元素，當然，我們兩國孩子的童話故事越多越好。”
《望江樓》童話書
© 照片 : 謝爾蓋·科米薩羅夫
謝爾蓋·科米薩羅夫1955年生於克麥羅沃州諾沃庫茲涅茨克市，1977年在新西伯利亞國立大學人文系畢業，1988年到中國遼寧大學實習，是350篇學術作品的作者。他有關中國考古和民族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使其在中國獲得聲譽。他的主要作品有：《中國古蹟》、《中國考古研究》和《中國建築藝術》等等。科米薩羅夫還是十卷本《從古代到21世紀初中國歷史》第一卷《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前5世紀遠古史（根據考古資料）》的聯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