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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林：為俄羅斯發現真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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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從俄羅斯和中國建立長期接觸之時起，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漢學和俄中文化對話的推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幾個世紀以來，東正教促進深化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其代表是首批俄羅斯的中國學專家。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本週報道的人物是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他是最傑出的俄羅斯漢學家之一。 2023年5月27日,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23-05-27T17:1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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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一，在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舉行了活動，紀念19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漢學家尼基塔·比丘林逝世170週年(1777-1853)。1808 年至 1821 年，比丘林擔任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團長，從事研究工作。 他對俄羅斯漢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他的成就在科學界和俄羅斯東正教會中都受到高度評價。直至19世紀，對於俄羅斯而言，中國很大程度上籠罩著神秘。關於這個國家有很多神話和反對意見。這種狀況在很多方面是由於接觸有限，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國家，到中國的歐洲人很少。當時會說中文並能夠收集並將中國及其文化、文學、歷史知識系統化的人少之又少。在17世紀末，在北京成立了俄羅斯東正教傳道團。長期以來，該傳道團成為俄羅斯政府瞭解中國情況的唯一來源。與天主教傳道士不同，俄羅斯神父並沒有積極嘗試在當地居民中傳播宗教教義和儀式。傳道團的最初目的就是為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小團體提供精神食糧，其中包括自17 世紀末以來一直在清朝軍隊服役的遠東哥薩克人的後裔。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在其存在的最初一百年里，主要從事其直接的宗教職責，並沒有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隨著比丘林當選為使團團長，情況發生了變化。1777年，尼基塔·比丘林出生於喀山省阿庫列沃村的一個司祭家庭里，並在宗教學校學習。23 歲時，他接受了剃發禮，取了修道士名字亞金夫。儘管接受過宗教教育，但他從小就對世俗科學更感興趣，包括地理和外語。比丘林的教會生涯發展迅速，25 歲時，他已成為伊爾庫茨克一座修道院的院長和當地神學院的院長，他在那裡改革了教育過程並引入了許多世俗學科的教學。然而，由於被指控與一名女子有秘密關係，因此違反了修道士誓言，很快失寵。這時，俄羅斯正準備向北京派遣第九個新傳道團。由於使團的特殊地位，對新員工的培訓水平給予了高度重視。 到那時，比丘林已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並掌握了中文的基礎知識。因此，在考慮傳道團團長人選時，選擇了他擔任這個職務。初到中國，比丘林就發現傳道團狀態相當糟糕。俄羅斯哥薩克人的後裔大多被同化，北京俄羅斯教會的教友人數減少到幾十人。在北京長達13年之久的傳道團財務狀況也不容樂觀。此時，俄羅斯正捲入拿破侖戰爭和歐洲戰區的紛爭漩渦，傳道團幾乎得不到首都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比丘林幾乎放棄了傳道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中國文化的研究中。比丘林對中國充滿熱情。為了充分利用在北京的時光，他結識了無數熟人，研究了中國人的古代文獻、禮儀和習俗。比丘林上任前即已通曉滿文、蒙文和藏文，兩年內又掌握了較高水平的中文。 他收集並翻譯了許多中國文學資料。特別是，他首次將《四書》、《三字經》、《大清一統志》、《資治通鑒定綱目》譯成俄文。 比丘林還編纂了第一部中俄詞典，大大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同行，收集了大量有關立法、教育、宗教等中國文化的資料，後整理成文章和書籍。回到俄羅斯一段時間後，比丘林廣為人知，並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 他的餘生致力於中國、西伯利亞和中亞歷史的教學和進一步研究。比丘林的勤奮和他對中國的深厚個人興趣體現在他的墓誌銘上，墓碑上鐫刻著漢字：“無時勤勞，垂光史冊”。比丘林的作品改變了俄羅斯人對中國的看法，阿列克謝神父認為：亞金夫對科學發展的貢獻顯著提高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成員的聲望和培訓水平。比丘林之後是一群傑出的漢學家司祭。其中，特別是俄羅斯仍在使用的中文轉錄系統的作者，是第十三個傳道團團長帕拉迪·卡法羅夫。另一位傑出的漢學家是第十八個傳道團團長因諾肯蒂·菲古羅夫斯基，他在20世紀初編纂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漢語詞典，收錄了1.6萬個漢字。在兩國建立正式關係之前，傳道團充當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外交中介，是培訓漢語專家的重要中心，並向中國人介紹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阿列克謝神父指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今天的俄中人道主義合作中仍發揮著突出的作用。阿列克謝神父指出，由於與中國的直接對話，在中國教會任職的中國神父的祝聖成為可能。莫斯科宗主教聖統中華東正教會具有自治權，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為其代表處。中華會館的主要任務是照顧莫斯科的東正教華人，用中文進行禮拜。與此同時，中華會館還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尤其是舉辦許多世俗文化活動。阿列克謝神父表示，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已成為瞭解兩種文化的空間。他認為，最終，文化對話可以消除溝通障礙，加深友誼。科學知識也沒有被遺忘：中華會館的司祭們積極參加中國問題的會議、教育活動，繼續比丘林和俄羅斯東正教會其他傑出漢學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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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7日, 17:15 (更新: 2023年5月28日, 01:53) 從俄羅斯和中國建立長期接觸之時起，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漢學和俄中文化對話的推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幾個世紀以來，東正教促進深化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其代表是首批俄羅斯的中國學專家。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本週報道的人物是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他是最傑出的俄羅斯漢學家之一。
本週一，在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舉行了活動，紀念19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漢學家尼基塔·比丘林逝世170週年(1777-1853)。1808 年至 1821 年，比丘林擔任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團長，從事研究工作。 他對俄羅斯漢學的發展產生了
巨大影響，時至今日，他的成就在科學界和俄羅斯東正教會中都受到高度評價。
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秘書阿列克謝神父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對我們來說，對俄羅斯東正教會來說，亞金夫神父的人格非常重要。 俄羅斯漢學的歷史不能說是從比丘林開始的，事實上，比丘林當選為使團團長之前東正教北京傳道團也研究中文，但是亞金夫神父在這個方向上取得的突破，他為俄羅斯漢學帶來的新知識量簡直是巨大的。”
直至19世紀，對於俄羅斯而言，中國很大程度上籠罩著神秘。關於這個國家有很多神話和反對意見。這種狀況在很多方面是由於接觸有限，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一個相當封閉的國家，到中國的歐洲人很少。當時會說中文並能夠收集並將中國及其文化、文學、歷史知識系統化的人少之又少。
在17世紀末，在北京成立了俄羅斯東正教傳道團。長期以來，該傳道團成為俄羅斯政府瞭解中國情況的唯一來源。與天主教傳道士不同，俄羅斯神父並沒有積極嘗試在當地居民中傳播宗教教義和儀式。傳道團的最初目的就是為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小團體提供精神食糧，其中包括自17 世紀末以來一直在清朝軍隊服役的遠東哥薩克人的後裔。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在其存在的最初一百年里，主要從事其直接的宗教職責，並沒有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隨著比丘林當選為使團團長，情況發生了變化。
1777年，尼基塔·比丘林出生於喀山省阿庫列沃村的一個司祭家庭里，並在宗教學校學習。23 歲時，他接受了剃發禮，取了修道士名字亞金夫。儘管接受過宗教教育，但他從小就對世俗科學更感興趣，包括地理和外語。比丘林的教會生涯發展迅速，25 歲時，他已成為伊爾庫茨克一座修道院的院長和當地神學院的院長，他在那裡改革了教育過程並引入了許多世俗學科的教學。然而，由於被指控與一名女子有秘密關係，因此違反了修道士誓言，很快失寵。這時，俄羅斯正準備向北京派遣第九個新傳道團。由於使團的特殊地位，對新員工的培訓水平給予了高度重視。 到那時，比丘林已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並掌握了中文的基礎知識。因此，在考慮傳道團團長人選時，選擇了他擔任這個職務。
初到中國，比丘林就發現傳道團狀態相當糟糕。俄羅斯哥薩克人的後裔大多被同化，北京俄羅斯教會的教友人數減少到幾十人。在北京長達13年之久的傳道團財務狀況也不容樂觀。此時，俄羅斯正捲入拿破侖戰爭和歐洲戰區的紛爭漩渦，傳道團幾乎得不到首都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比丘林幾乎放棄了傳道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中國文化的研究中。比丘林對中國充滿熱情。為了充分利用在北京的時光，他結識了無數熟人，研究了中國人的古代文獻、禮儀和習俗。
比丘林上任前即已通曉滿文、蒙文和藏文，兩年內又掌握了較高水平的中文。 他收集並翻譯了許多中國文學資料。特別是，他首次將《四書》、《三字經》、《大清一統志》、《資治通鑒定綱目》譯成俄文。 比丘林還編纂了第一部中俄詞典，大大超過同時代的歐洲同行，收集了大量有關立法、教育、宗教等中國文化的資料，後整理成文章和書籍。回到俄羅斯一段時間後，比丘林廣為人知，並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 他的餘生致力於中國、西伯利亞和中亞歷史的教學和進一步研究。比丘林的勤奮和他對中國的深厚個人興趣體現在他的墓誌銘上，墓碑上鐫刻著漢字：“無時勤勞，垂光史冊”。
比丘林的作品改變了俄羅斯人對中國的看法，阿列克謝神父認為：
“比丘林對俄羅斯漢學的巨大貢獻在於，他徹底改變了這一趨勢：如果說在他之前，俄羅斯的很多關於中國的知識是通過外國文學、歐洲資料瞭解到的，那麼他把大量的中國資料帶到了俄羅斯。他以第一人稱講述中國，拉近了兩國的距離。因此，當然，他是當時俄羅斯真正的中國發現者，在聖彼得堡的所有沙龍和高門大戶中，在受過教育和有影響力的人的圈子里，他都是受歡迎的客人，因為每個人都希望他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對中國的看法。”
亞金夫對科學發展的貢獻顯著提高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成員的聲望和培訓水平。比丘林之後是一群傑出的漢學家司祭。其中，特別是俄羅斯仍在使用的中文轉錄系統的作者，是第十三個傳道團團長帕拉迪·卡法羅夫。另一位傑出的漢學家是第十八個傳道團團長因諾肯蒂·菲古羅夫斯基，他在20世紀初編纂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漢語詞典，收錄了1.6萬個漢字。
在兩國建立正式關係之前，傳道團充當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外交中介，是培訓漢語專家的重要中心，並向中國人介紹俄羅斯的語言和文化。阿列克謝神父指出，俄羅斯東正教會在今天的俄中人道主義合作中仍發揮著突出的作用。
他說：“從20世紀末進入21世紀，俄羅斯東正教會在與中國對話方面積極延續俄羅斯教會傳道團的傳統。今年正好是俄羅斯東正教會領袖基里爾宗主教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十週年。去年，基里爾宗主教會見了中國駐俄羅斯大使。”
阿列克謝神父指出，由於與中國的直接對話，在中國教會任職的中國神父的祝聖成為可能。莫斯科宗主教聖統中華東正教會具有自治權，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為其代表處。中華會館的主要任務是照顧莫斯科的東正教華人，用中文進行禮拜。與此同時，中華會館還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尤其是舉辦許多世俗文化活動。
他說：“現在人經常說到人民外交，我們的國家需要在各個層面相互瞭解，建立非正式聯繫，瞭解彼此的文化。在我們會館，當中國人和俄羅斯人到了同一個教堂時，這項最底層的工作開展得非常積極。我們一起喝茶、祈禱、交流，瞭解彼此，瞭解彼此的文化。同時，從俄羅斯方面來看，參與這些交流的人原本與漢學毫無關係，就是普通的教友。我們有一個“火鳥”俄中文化中心，積極與莫斯科的中華會館和華僑互動。該中心還教授中文，學習者包括教區居民；也為中國留學生和在這裡工作的中國人教授俄語。我們每年都會和中心一起舉辦中國文化節。”
阿列克謝神父表示，莫斯科及全俄宗主教之中華會館已成為瞭解兩種文化的空間。他認為，最終，文化對話可以消除溝通障礙，加深友誼。科學知識也沒有被遺忘：中華會館的司祭們積極參加中國問題的會議、教育活動，繼續比丘林和俄羅斯東正教會其他傑出漢學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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