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時間里，中國並未阻礙本國互聯網服務和數字技術領域巨頭的發展。這些公司為數字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在國際層面獲得競爭能力。阿里巴巴已成為世界電商領域的領頭羊之一。其子公司螞蟻集團與騰訊的微信服務，幾乎平分了中國移動支付市場。在此方面，中國是世界最發達的。中國科技集團將自己的生意在向寬處拓展，進入新的市場，比如基金、無人駕駛汽車和人工智能等等。
開始時，中國政府對科技公司幾乎不怎麼管理，目的是使其有機會適應市場條件，任其發展新技術。這些公司，初期業務完全符合政策要求，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和數字服務的寬容度。若干年前，中國明顯感覺到金融工具不足，自然人和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銀行產品。據世界銀行資料，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國是成年人中沒有銀行卡佔比最大的國家。
無法獲得貸款的人就更多了。對世界各國銀行來說，傳統上的商業貸款佔銀行收入的50%多。但中國銀行傾向於給大公司房貸，而且主要是國企，因為其背後有國家做擔保。相應地，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降到了最低。自然人貸款，走的是剩餘原則，此類貸款不足銀行貸款總額的25%。對中小企業來說，佔比更是不到20%。
科技金融公司和互聯網服務平台，有能力在幾年中解決吸引廣大群眾進入銀行、保險和貿易服務領域的問題。三年中，移動支付上升了5倍多。目前，城市居民中有80%的人傾向於非現金結算。消費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在線購買商品，使用食品遞送服務，共享經濟大步發展。換言之，中國幾乎瞬間利用起電子商務和平台經濟的最新世界成果。
問題在於，科技巨頭已經成長為威脅到其它領域和小企業發展的程度。小飯店主抱怨道，網絡服務平台推崇的食品遞送價格競爭，已使他們面臨虧損。外賣遞送大軍也過得很慘，他們的工資極低，勞動條件惡劣。對很多科技公司來說，這是個普遍問題。中國社會很早以前就已經注意到所謂的996現象：壟斷者們迫使自己的員工超時工作。電商平台上的小商小販，更遇到人為限制。他們無法同時在不同平台上從事業務，必須選擇其中的一個。
事實上，針對阿里巴巴首筆28億美元的反壟斷罰款，正與科技巨頭人為限制競爭有關。他們想把自己的遊戲規則強加給市場。現在，中國政府從最高層面指出，資本無序擴張、跨行業不受限制的發展，以及壟斷問題，都絕不能輕饒。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強調，為此，要求修改反壟斷法，一方面，是為了制定出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不能扼殺商界的創新發展。他說：
“管理平台的公共品與管理黨報、稅收、軍隊等傳統公共品還不太一樣，傳統的管理方式也不太適用於平台企業的反壟斷。因為在傳統的反壟斷監管下，當企業擁有市場約9%的份額時就需要進行拆分，這將削弱中國平台企業在世界範圍的競爭力。所以如何結合傳統反壟斷法和新的經濟形勢，恐怕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升級模式，以適應數字技術發展條件下的新經濟形態。新的立法和反壟斷措施對於未來中國數字化進程的影響，取決於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何。如果一味套用傳統的反壟斷監管方式，可能反而會抑制數字經濟的發展，讓優秀的企業失去國際競爭力。但是如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研究創新型管理模式，那麼對於我國的數字發展自然是支持和利好。”
高度關注科技公司業務的原因還在於，他們匯集起海量信息，其中包括用戶的敏感資料。中國政府今年已經通過若干法律，保障信息資料的完整性。根據這些法律，數字也被看成是國家財富，是可與傳統上的土地、勞動和資本等量齊觀。因此，科技公司業務正越來越多地與國家安全問題相交叉。因此，有必要進行全面管理，使商界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井井有條。專家曹和平指出：
“數字技術在世界範圍大爆發後，平台型企業也隨之出現爆發性成長的現象。早些時候中國對數字經濟的發展予以大力支持，使得企業成長速度較快，在國際間B2C領域取得了領先地位。與以營利為主的車間製造經濟不同，數字經濟屬於平台經濟，平台發展越大，其公共品屬性就越強。比如阿里平台的活躍用戶已經達到11.8億，他所獲得的每一份信息都具有公共品特徵。而私營企業通常是不大會認真去經營公共品，尤其是關於公共品的安全問題。當企業赴美上市時，若美國要求企業提供消費者信息，就會出現類似美國政府要求台積電提供機密數據的情況。可想而知，把整個國家的信息放在平台是非常危險的。所以當一個平台型企業發展壯大且擁有公共品的時候，一方面需要在效益性方面調整企業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強對公共品管理的重視程度。我認為此次出台反壟斷法，是對過去一段時間平台信息爆發式成長所帶來負面情況的回應。也就是說，當平台型企業擁有了公共品內容時，該如何保障數據安全和居民安全。”
西方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在力圖嚴格控制商界。他們的討論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認為中國正逐步放棄市場 經濟，向國家管理邁進。
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在逐步縮小外國公司的投資准入清單，取消外資在各領域的佔比限制，其中包括在金融和保險領域。當然，國家採取一定的監管措施是必要的。
正如普京總統週四在“瓦爾代”辯論俱樂部上所宣佈的，“資本主義現有模式，是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的社會結構基礎，但這種模式已將自己耗盡。”中國力圖呼籲商界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樣，新經濟才不至於與國家的社會經濟利益背道而馳。有意思的是，中國遠不是關注此問題的唯一國家。只是中國的行動速度更快些。甚至有些秉承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國家，同樣在以相應方式管理平台經濟。比如美國國會就臉書、亞馬遜和其它世界科技巨頭業務舉行過多次聽證會，這就是其中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