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國經濟仍面臨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的壓力，許多中國民營企業因被認為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以及似乎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受到美國制裁，但目前的中國500強名單看起來令人樂觀。電信巨頭華為公司已經連續六年位居榜首。雖然華為的手機業務受到美國禁止供應芯片和其他電子元件的影響，但該公司通過提供電信設備、雲服務等彌補了由此而造成的損失。第五代中國通信市場為華為等中國電信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潛力。例如，截至今年7月中國已建成91.6萬個5G基站，佔全球該基礎設施總量的70%。中國連接5G的消費設備數量已增至3.65億台，佔全球5G設備的80%。
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份額每一個十年都有新的增長。目前，正如中國工信部指出的那樣，民營部門佔預算總稅收的50%，民營企業佔GDP總量的60%。此外，近 80% 的城市工作崗位由民營部門創造。最後，報告承認大部分工業和技術創新來自民營公司。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共享經濟——所有中國走在世界前列的創新都由民營企業創造和推動。
武漢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刁莉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書面採訪時表示，在全球經濟形勢嚴峻的背景下，企業面臨著新的風險。刁莉專家說：
一些西方媒體將中國在某些經濟領域管理方面的改革描述為幾乎回歸到行政命令的經濟體系。共同富裕的道路似乎可與上世紀中葉的均等化進程相提並論。這些媒體認為，爭取社會公正的鬥爭可能會導致對商業創新潛力的過度遏制。結果只有效率低下的國家支持的公司才能生存。
問題在於，許多中國公司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併發展到如此巨大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適當的監管。最終它們開始表現得像掠奪性壟斷者。 “二選一”的做法在中國科技巨頭中非常普遍。
正如刁莉專家指出的那樣，對中國的商務活動進行監管不僅符合國家和社會利益，而且應能改善國家的營商環境。刁莉專家說：
“現根據之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一戰後與二戰後，西方主要的發展和全球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資本流動最後的發展往往出現高度的集中，即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上世紀的托拉斯、康採恩、寡頭壟斷到大危機的出現，就是資本集中的一個最糟糕的結果。當今現實世界不能任其這樣輪回，國家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為社會化解矛盾。國家是企業的維護者，企業發展是國家的基礎，民生民計更是社稷的靈魂，國家既要自身發展又要為社會為人民的生活化解各種主要的風險。國家出台的法律就是國家應對危機、維護利益、保證發展的最明顯體現。國家作為守夜人，有捍衛人民利益、保證人民權益的義務。同時要在世界進入新一輪動蕩變革時期時，捍衛自己的利益，鞏固自己在國際中的地位。並堅持參加全球治理，參與國際社會的開放鬥爭與合作。世界上各國政府都不能對資本發展過程中日益出現的貧富分化做視不理，我們的決策者勢必要應對這種劇烈的分化，因為社會貧富分化會形成更多的風險和衝突。目前推出的共同富裕便是由此而來。包括出台的反壟斷，限制資本的無序擴張。而在一些民生的領域，比如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首先要保障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必須要保障不能完全的市場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表明，在危機情況下保留對主要經濟參與者的控制槓桿非常重要。這樣一來，由於採取了嚴厲的行政措施，一方面可以將資源準確地集中在某個時刻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市場機制迫使企業提高效率，不斷增強創新潛力。武漢大學專家刁莉指出：未來10-15年應該是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企業的發展關鍵在於企業家的決策是否能選擇大勢所趨的賽道和適宜的經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