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實要複雜得多。的確，許多美國公司，例如英特爾或蘋果公司，都將製造業外包給了中國。但這是出於經濟效率的原因。不可否認，40多年來中國已經建立了雄厚的製造基礎設施，並牢固地參與到了世界價值鏈之中。因此，即使美國徵收高額關稅，把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但對大多數公司來說，根本無利可圖。難怪中國美國商會與普華永道中國聯合進行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只有4％的公司打算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美國。14％的企業準備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超過80％的接受調查的公司不打算做任何改變。
今天中美關係常被稱為新的“冷戰”，美國媒體也在大談兩國經濟和政治完全脫鈎的可能性。然而事實是，從經貿角度看，蘇聯與美國的聯繫不緊密。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美間的商業聯繫網絡已經建立。現在它是一個非常密集的網絡，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打破。正如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俄羅斯亞太地區計劃負責人亞歷山大·加布耶夫指出的那樣，中美經濟的完全脫鈎絕對不是短期或中期的問題。
他說：“無疑中美兩國經濟在結構上緊密相關。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也因此間接支持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作用，使美國能夠為其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在技術層面上，還有一個緊密的聯繫：美國發明的東西是中國製造的。相反，中國產品中有美國部件。按照中方的說法，美國公司每年在中國的收入約為700億美元。中國市場對不同的美國公司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公司與中國市場緊密相關，既有像蘋果這樣的民用企業，也有波音這類與軍工聯合體有聯繫的公司。”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認為，有幾個因素為兩國經濟的脫鈎創造了條件。首先，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年間增長了10倍，今年已超過1萬美元。中國在這一指標上領先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該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增長。因此，一些公司正在考慮將印度或東南亞國家作為替代生產基地。此外，冠狀病毒大流行還表明，在一個國家中進行隔離會帶來更多風險。例如，當武漢被隔離時，蘋果公司就說其產量急劇下降，因為製造公司產品的工廠就位於武漢。最後一點，中國本地公司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與之競爭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從長遠來看，美國公司將盡量不要將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說：“中國出現了非常成功的公司，這些公司與美國的競爭日益激烈，但也利用這一機會對競爭對手施加了市場限制，並主導了中國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華美國公司的蛋糕規模雖然仍然很大，但正在迅速變小。他們的預測是悲觀的。還有來自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因素；如果拜登贏得大選，這些政治因素也可能來自拜登，因為這個問題不僅影響經濟，還影響地緣政治。”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本身不會放棄中國而去滿足美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因此在經濟遊說團體的影響下，美國政府的反華言論可能會降溫。已有先例：美國在2019年對華為實施的制裁時禁止美國合作夥伴提供組件供應，但由於美國企業不準備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個每年帶來超過100億美元收入的客戶，因此禁令一再被推遲實施。現在美國公司繼續爭取與中國合作夥伴的合作權力，並向美國商務部申請了臨時許可證。當前的訴訟是又一個可能減慢兩個經濟體脫鈎的措施。儘管脫鈎是一種客觀趨勢——無論即將舉行的美國大選結果如何，脫鈎趨勢都將繼續下去，但美國公司將必須在兩種系統間取得平衡，以實現任何企業家的主要目標——自己利潤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