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因對華政策被本國企業起訴

特朗普參加2016年首次大選時曾許諾再次讓美國變得偉大。他在很大程度上將這個概念理解為讓美國重返世界工業中心地位。特朗普說，美國的失業和社會問題與就業崗位短缺有關。按照美國總統的說法，這些崗位被中國奪走，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反華言論從此鋪天而來。特朗普首先發動了貿易戰，稱美中貿易存在巨大失衡。之後反華又轉移到技術層面。美國現政府認為：中國經濟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而繁榮發展的，因為美國讓中國將其許多生產和自身技術外包。今天，已經不是美國，而且中國正在成為不僅生產而且技術創新的世界中心。特朗普認為，對華企業的貿易關稅和行政壁壘應該為美國公司再次繁榮創造競爭優勢。

然而，現實要複雜得多。的確，許多美國公司，例如英特爾或蘋果公司，都將製造業外包給了中國。但這是出於經濟效率的原因。不可否認，40多年來中國已經建立了雄厚的製造基礎設施，並牢固地參與到了世界價值鏈之中。因此，即使美國徵收高額關稅，把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但對大多數公司來說，根本無利可圖。難怪中國美國商會與普華永道中國聯合進行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只有4％的公司打算將生產從中國轉移到美國。14％的企業準備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超過80％的接受調查的公司不打算做任何改變。

美國公司目前的不滿還可以通過以下事實得到解釋：中國出口的全部產品中約有一半是用於製成品的中間產品。因此，即使是那些不在中國製造商品的製造商，也仍然依賴中國零件的供應。而特朗普政府徵收的關稅為其增加了成本。此外，它們最初只被徵收12個月，但徵稅措施至今有效。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公司在訴訟中都強調關稅的影響超出了先前設定的期限。

今天中美關係常被稱為新的“冷戰”，美國媒體也在大談兩國經濟和政治完全脫鈎的可能性。然而事實是，從經貿角度看，蘇聯與美國的聯繫不緊密。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美間的商業聯繫網絡已經建立。現在它是一個非常密集的網絡，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打破。正如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俄羅斯亞太地區計劃負責人亞歷山大·加布耶夫指出的那樣，中美經濟的完全脫鈎絕對不是短期或中期的問題。

他說：“無疑中美兩國經濟在結構上緊密相關。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也因此間接支持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作用，使美國能夠為其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在技​​術層面上，還有一個緊密的聯繫：美國發明的東西是中國製造的。相反，中國產品中有美國部件。按照中方的說法，美國公司每年在中國的收入約為700億美元。中國市場對不同的美國公司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公司與中國市場緊密相關，既有像蘋果這樣的民用企業，也有波音這類與軍工聯合體有聯繫的公司。”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認為，有幾個因素為兩國經濟的脫鈎創造了條件。首先，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年間增長了10倍，今年已超過1萬美元。中國在這一指標上領先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該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增長。因此，一些公司正在考慮將印度或東南亞國家作為替代生產基地。此外，冠狀病毒大流行還表明，在一個國家中進行隔離會帶來更多風險。例如，當武漢被隔離時，蘋果公司就說其產量急劇下降，因為製造公司產品的工廠就位於武漢。最後一點，中國本地公司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與之競爭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從長遠來看，美國公司將盡量不要將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說：“中國出現了非常成功的公司，這些公司與美國的競爭日益激烈，但也利用這一機會對競爭對手施加了市場限制，並主導了中國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華美國公司的蛋糕規模雖然仍然很大，但正在迅速變小。他們的預測是悲觀的。還有來自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因素；如果拜登贏得大選，這些政治因素也可能來自拜登，因為這個問題不僅影響經濟，還影響地緣政治。”

亞歷山大·加布耶夫認為，未來極有可能出現貿易兩極分化。將創建互斥區域，例如TPP。將有以美國為中心和以中國為中心之分。其他國家將來只能選擇加入哪個集團以及按照誰的規則進行競爭。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本身不會放棄中國而去滿足美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因此在經濟遊說團體的影響下，美國政府的反華言論可能會降溫。已有先例：美國在2019年對華為實施的制裁時禁止美國合作夥伴提供組件供應，但由於美國企業不準備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個每年帶來超過100億美元收入的客戶，因此禁令一再被推遲實施。現在美國公司繼續爭取與中國合作夥伴的合作權力，並向美國商務部申請了臨時許可證。當前的訴訟是又一個可能減慢兩個經濟體脫鈎的措施。儘管脫鈎是一種客觀趨勢——無論即將舉行的美國大選結果如何，脫鈎趨勢都將繼續下去，但美國公司將必須在兩種系統間取得平衡，以實現任何企業家的主要目標——自己利潤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