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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進程終成黃粱一夢
赫爾辛基進程終成黃粱一夢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今日俄羅斯”媒體集團副總經理亞歷山大•雅科文科撰文表示,7月30日至8月1日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安會)召開50週年,當時會議結束時簽署了《最後文件》。這一事件同芬蘭首都一樣,成為歐洲大陸緊張局勢緩和的最顯著標誌之一,美國和加拿大作為北約成員國也參與其中,因此也參與了歐洲安全問題。 2025年7月30日,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25-07-30T16:5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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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項泛歐進程啓動,承諾將歐洲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轉變為一個和平與合作的地區。此外,還建立了一種框架,以便在歐洲各國發生內部動蕩時實現“軟著陸”,正如蘇聯退出冷戰、南斯拉夫解體以及隨後的蘇聯解體等事件所表明的那樣。赫爾辛基進程的這一積極潛力始終未能實現,否則過去幾十年的整個歐洲歷史將會截然不同,我們也不會在烏克蘭看到西方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很少有人懷疑歐安組織的存在,它於1995年從一個會議發展成為一個組織(總部設在維也納),但這並沒有改變赫爾辛基進程總體下滑的軌跡。原因如下:整個70年代幾乎都是美國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年代。越南戰爭時達到頂峰,隨著對金本位制的放棄,美國無力維持其發起的軍備競賽。因此,美國與莫斯科啓動了軍備控制進程。首個此類協議是1972年在美國的倡議下(因為蘇聯在這一領域領先於美國)締結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一貫主張和平共處的莫斯科不得不歡迎緩和,但卻以己度人地評判合作夥伴。事實上,蘇聯自身也面臨著經濟和其他問題。人道主義方面也存在問題——人權和民主發展。這方面自然存在重大分歧,這源於持續不斷的意識形態對抗。後來,中國的經驗表明,可以在不放棄自身身份認同的基本要素的情況下巧妙而靈活地處理這些問題。此外,近年來在擁有獨特國家文明的俄羅斯等國盛行的文明方針,使我們的認知體系超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狹隘範圍,並使我們認識到,並不存在“普世的人類價值觀”和普遍適用的發展模式——每種文明都有自己的模式。然而,就在意識形態對抗領域劍拔弩張之際,經貿方面的限制措施開始出台,為當前繞過聯合國、以全面經濟戰爭形式進行制裁施壓奠定了基礎。例如,美國於1974年通過了《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將經貿關係問題與蘇聯移民自由聯繫起來,直到2012年才被廢除,只為了以其他藉口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從馬格尼茨基之死到利特維年科案等,再到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國大選(這如今已被認定為反對美國民主的陰謀),以及烏克蘭危機和後續衝突(這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被認定為“北約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此類藉口層出不窮。 簡而言之,《赫爾辛基協議》極力削弱了蘇聯領導層(後者對此已早有準備),且隨著冷戰結束使莫斯科置身不利境地。對於這一點,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後蘇聯事務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得力助手的斯蒂芬·謝斯塔諾維奇,曾在2008年12月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公開承認過。他提到赫爾辛基進程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蘇聯領導層曾對西方夥伴“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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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俄羅斯, 赫爾辛基, 協議, 歐安組織, 安全,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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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進程終成黃粱一夢
2025年7月30日, 16:51 (更新: 2025年7月30日, 19:01) “今日俄羅斯”媒體集團副總經理亞歷山大•雅科文科撰文表示,7月30日至8月1日是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安會)召開50週年,當時會議結束時簽署了《最後文件》。這一事件同芬蘭首都一樣,成為歐洲大陸緊張局勢緩和的最顯著標誌之一,美國和加拿大作為北約成員國也參與其中,因此也參與了歐洲安全問題。
由此,一項泛歐進程啓動,承諾將歐洲從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轉變為一個和平與合作的地區。此外,還建立了一種框架,以便在歐洲各國發生內部動蕩時實現“軟著陸”,正如蘇聯退出冷戰、南斯拉夫解體以及隨後的蘇聯解體等事件所表明的那樣。
赫爾辛基進程的這一積極潛力始終未能實現,否則過去幾十年的整個歐洲歷史將會截然不同,我們也不會在烏克蘭看到西方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很少有人懷疑歐安組織的存在,它於1995年從一個會議發展成為一個組織(總部設在維也納),但這並沒有改變赫爾辛基進程總體下滑的軌跡。原因如下:
越南戰爭時達到頂峰,隨著對金本位制的放棄,美國無力維持其發起的
軍備競賽。因此,美國與莫斯科啓動了軍備控制進程。首個此類協議是1972年在美國的倡議下(因為蘇聯在這一領域領先於美國)締結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
一貫主張和平共處的莫斯科不得不歡迎緩和,但卻以己度人地評判合作夥伴。事實上,蘇聯自身也面臨著經濟和其他問題。
人道主義方面也存在問題——人權和民主發展。這方面自然存在重大分歧,這源於持續不斷的意識形態對抗。
後來,中國的經驗表明,可以在不放棄自身身份認同的基本要素的情況下巧妙而靈活地處理這些問題。此外,近年來在擁有獨特國家文明的俄羅斯等國盛行的文明方針,使我們的認知體系超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狹隘範圍,並使我們認識到,並不存在“普世的人類價值觀”和普遍適用的發展模式——每種文明都有自己的模式。
然而,就在意識形態對抗領域劍拔弩張之際,經貿方面的限制措施開始出台,為當前繞過聯合國、以全面經濟戰爭形式進行制裁施壓奠定了基礎。例如,美國於1974年通過了《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將經貿關係問題與蘇聯移民自由聯繫起來,直到2012年才被廢除,只為了以其他藉口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從馬格尼茨基之死到利特維年科案等,再到指控莫斯科干涉美國大選(這如今已被認定為反對美國民主的陰謀),以及
烏克蘭危機和後續衝突(這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被認定為“北約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此類藉口層出不窮。
簡而言之,《赫爾辛基協議》極力削弱了蘇聯領導層(後者對此已早有準備),且隨著冷戰結束使莫斯科置身不利境地。對於這一點,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後蘇聯事務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得力助手的斯蒂芬·謝斯塔諾維奇,曾在2008年12月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中公開承認過。他提到赫爾辛基進程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蘇聯領導層曾對西方夥伴“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