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星通訊社：安德烈·弗拉基米爾洛維奇，您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已有半個多世紀，您怎麼看，世界稱“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奧斯托洛夫斯基：沒甚麼特別的秘密。不急不慌，按深思熟慮的計劃逐步向前，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則，由此取得期待的結果。中國改革，是中國人民數千年經驗的總結。再加上，中國領導人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仔細研究了蘇聯行政指令性體系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計劃混合經濟的運行經驗。
中國研究他人經驗後，決定走自己的道路。“天朝”從計劃走向市場是漸進式的，是在國家監控和中共直接參與下進行的。而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選擇的是革命性的改革之路。結果是，向市場過渡過程中，國家被排除在外。
中國有別於俄羅斯，並未放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詞彙組合，見諸於中國媒體、所有國家和黨內文件中。中國借助於逐步向市場過渡，成功避免了經濟下滑，避免了迅速增加的通貨膨脹和其他大多數國家類似條件下的不良現象。
衛星通訊社：在俄羅斯，有很多人提問：中國改革能否接種到俄羅斯？專家們莫衷一是，有時觀點完全相反。比如，遠東所代理所長阿列克謝·馬斯洛夫認為，俄羅斯無法採納中國經驗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條件不同。
奧斯托洛夫斯基：我不認同同事的觀點。我覺得，中國很多經驗我們是可以使用的。俄羅斯兩次錯過向東方鄰國學習的機會。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蘇聯領導層認為，中國改革之路走得太快；第二次是90年代初，新俄羅斯領袖們的觀點又反過來了，認為中國人走得太慢，不堅決。不管怎樣，事實終歸是事實：俄羅斯並未採納中國的改革經驗。
衛星通訊社：中國騰飛，並不能讓所有人高興。西方國家幾乎公開聲明，中國改革的實際結果、尤其在社會領域，要遠低於公開發佈的數據。此類觀點有道理嗎？
奧斯托洛夫斯基：那些質疑中國統計質量的，我想提醒他們，中國在公元前5-3世紀，已有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人口普查。早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口統計和監控已經相當完善，這對組織社會工作（比如建長城）和徵稅起到重要作用。作為比較：歐洲國家只是在中世紀晚期才開始人口普查。
現在談一下問題的實質。我覺得，總體上，是可以相信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的統計數字的。中國在很多指標方面，事實上已居於世界領先地位。比如，棉花、肉、魚、蛋、穀物和油料作物世界第一；羊毛和茶葉生產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很多領域的人均指數，嚴重落後於發達國家，而奶製品生產，甚至落後於很多發展中國家。
不久前，中國宣佈戰勝極端貧困，取得完全勝利。中國國家統計局不久前的研究顯示，在社會領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該研究分兩個階段：2020年7-8月；2020年12月-2021年1月，覆蓋中西部省份的5300萬人口。對最近統計數據與不同年代居民生活水平主要指數相比較，可以看出，中國在戰勝貧困方面，又創造了歷史性奇跡。
現代中國有很多統計數據，即有中央層面的也有地方層面的。統計資料在不斷更新。但並非所有人都知道這些，因為不久前，大多數材料僅用中文出版，外國研究者很難釐清。但中國在不斷完善。現在，大多數統計年鑒也有了英文版。
衛星通訊社：經濟方面，中國對俄羅斯和俄羅斯對中國有多大興趣？相互之間，是經濟夥伴還是競爭對手？
奧斯托洛夫斯基：我堅信，兩國都對激活傳統合作模式和創建新的合作模式感興趣。中俄地理上接近，經濟有互補性，這些決定了經濟對話前景方向。對俄羅斯來說，中國是機械、電子產品和很多民用品的主要供應國。而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重要的能源、化肥、木材、有色金屬、核工業和航天工業產品的供應國。
需要提醒的是，中俄貿易從2000年代初開始急劇增加，當時，兩國確定了戰略夥伴關係。在1991年到2019年的30年時間里，雙邊貿易額幾乎增加了29倍。相當可觀。與此同時，相互貿易中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俄羅斯出口中，原材料和初加工產品仍佔主導地位。這種貿易潛力幾乎消失殆盡。俄羅斯需與中國加強科技和創新合作，更為積極地吸引中國夥伴在邊境地區共同落實基礎設施項目。中俄兩國領導人制定目標，將每年的貿易額提高到2000億美元。相鄰地區快速發展和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可幫助加快解決此項任務。
衛星通訊社：您從事中國研究已經有很多年了，當然，您多次到過堪稱您職業的國家，哪些方面印象深刻？
奧斯托洛夫斯基：有關中國，說起來話長。讓我記憶猶新的是1984年的第一次訪問。當時，我到北京人民大學進修。一年中，我收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博士論文材料。當時是改革第一階段。中國在積極推動農村生產責任制，同時人民公社還存在。其中一個是“四季青”公社，距人大約一公里。與此同時，我還在人大的勞動人事學院進修，院長是趙履寬。直到現在我都非常感謝他，為我組織了兩次學術出差活動，讓我有機會瞭解中國各城市企業的改革經驗。
常常想起兩個鏡頭。在上海中港瑞“中國schindler”電梯廠，讓我感受到廠方的熱情。他們在我到來之前，準備了英文書寫的橫幅：“歡迎蘇聯客人安德烈·奧斯特洛夫斯基到廠訪問”；在武漢，當地並不富裕的商販的豪爽讓我感動。他們專門為我準備了魚宴，爭先恐後地請我品嘗前一天從長江打撈出來的美味鮮魚。
1984年的北京，類似上世紀中期的蘇聯：擁擠的汽車、街上車輛很少、人們穿著簡單，寒冷季節居民樓窗外掛著的食品袋。再加上中國特色元素：食品票證和街上數不盡的自行車。就像蘇聯戰後年代，但人們充滿了激情，期待向好的方向變化。
初到北京，我整整一個月試圖弄清中國經濟改革是甚麼？中國人賦予“改革”的意義又如何？我問了熟悉的大學生。他回答：“你看，街頭小攤在賣菠蘿。之前我們知道甚麼是菠蘿，知道是在海南島生長的，但從未吃過，也沒見過實物。現在，有錢就可以買一兩塊菠蘿。但對我來說有點貴，我的助學金是18元，五級工人工資是60元，教授是200元，而一塊菠蘿是2元錢。”
此次對話已過去40多年了，中國的變化堪稱翻天覆地：食品票證早已不見了蹤影，中國城市中的品牌店，看上去要比紐約和巴黎的還要酷，街道上充斥著昂貴汽車，幾乎每位中國人都有智能手機，很多人還不止一部。北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完全可與美國大西洋海岸居民相媲美。
中國已經感受到改革的實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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