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哈特建議，美國通過進出口銀行為發展中國家融資，建設高標準數字基礎設施和自由互聯網。此外，美國政府中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團隊還包括五角大樓的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和財政部的伊麗莎白·羅森伯格（Elizabeth Rosenberg）。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一直在新美國安全中心工作。拉特納和羅森伯格撰文呼籲建立有日本和荷蘭參與的財團，構建獨立於中國的半導體工業供應鏈。另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彼得·哈勒爾(Peter Harrell)指出，有必要建立新的世界技術供應鏈，以使美國在此過程中無可替代。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前還看不出，他將像特朗普一樣招募反華“鷹派”團隊。要知道，2019年的時候，有100多位奧巴馬執政期間的官員和學者簽署公開信，批評特朗普的反華政策。他們強調，雙邊關係惡化的責任不僅在中國，美國也難逃其咎，指出該政策的效果適得其反。但這些人並未進入進入拜登政府。
彭博社指出，因中美關係緊張，華盛頓的官員對華甚至很難保持中立立場。比如，被提名商業部長的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遭到弗羅里達州參議院裡克·斯科特（Rick Scott）的嚴厲批評，原因是她未能就華為黑名單明確闡述立場。而被推舉就任美國駐聯合國全權代表的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因2019年在孔子學院活動上正面評價中國在非洲的政策而被得州共和黨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嚴厲“斥責”。因此，目前，對美國政治家來說，對華立場“軟”是不被允許的，不管他們的個人觀點如何。
表面看，美國將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的責任推給北京。華盛頓指出，原因在於中國在世界市場搞“偷盜”，指責中國在盜竊知識產權和黑客攻擊。拜登當政後，又提出“人權”問題和中國的軍事威脅。也許，中美對抗的另有其它真實原因？《金融時報》推測，美國不能沒有外部威脅，這種威脅是使美國人民團結和社會不分裂的最重要因素。《金融時報》專欄作家Janan Ganesh從歷史的相似之處得出結論：美國沒有外部威脅就會出現內部分裂。美國國內戰爭始於美國-墨西哥戰爭之後。一戰和二戰之間，美國城市因社會騷亂而變得動蕩。然後是長時間的“冷戰”，需要動員力量。之後是恐怖主義威脅、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美國沒有外部敵人，那麼多民族、多有色和文化特種的美國人民很難變得一個整體。
美國社會所謂分裂，事實上一直都存在。目前，中國正成為美國外部威脅的最佳選項，可將美國社會團結起來。對華政策並不簡單，但對共和黨和民主黨來說，他們在此問題上幾乎沒有任何分歧。與此同時，“中國問題”還將持續很長時間。要知道，中國將在經濟實力上趕超美國，美國人也因此將鞏固團結。《金融時報》總結道。
總體看，中國經濟方面暫時讓位於美國，但卻信心滿滿地趕超世界領袖。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翹楚並非長遠未來之事。與中國資本市場共同成長的是其政治影響力。Axios網站強調，中國政府正對外國投資商開放自己的市場。考慮到中國最先解決了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國資本市場已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市場。事實是，大型投資商或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公司有投資。
正如Axios所寫道的，2020年，中國公司在上海、深圳、香港和國外市場上的總市值是17萬億美元，相當於倫敦股市總的市值。越多公司投資中國企業和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家債券，那麼對人民幣的需求就越大。在此情況下，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任務就能夠順利完成。眾所周知，如果投資商無處投資，那麼對任何國家貨幣都是沒有需求的。強迫中國公司從美國股市退市，使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到中國大陸股市投資。這樣，這些股市的資本增速將變得更快，最終對美國市場構成嚴重威脅。
原來，中國的經濟成就、特別是中國資本市場上漲的條件之一是新生代特性。在中國消費市場領域的企業和初創公司尤其順利。中國“Z一代”正進入市場，他們對此領域相當投入。CNBC援引L Catterton投資公司的研究寫道，中國“Z一代”在推動中國品牌的流行。他們出生於1996-2010年代，大約佔人口的17%，但其中超過25%的人傾向於新品牌。“Z一代”與前人的區別是思維更為全球化。然而，他們卻更加心儀帶有“中國製造”標識的產品。一方面，他們有購買能力，對新技術非常瞭解，日常生活中最大程度地使用數字產品。對新生事物也更為開放，其中包括新品牌和服務。他們和父母不同，不想節約度日。他們輕鬆花錢，同時，他們的消費結構也有別，這為提供新產品和服務的初創公司的湧現創造了條件。可以期待，到2030年前，中國的私人消費將達到12.7萬億美元，這大約相當於美國目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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