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澳大利亞公司中有72％認為複雜的雙邊關係是第一商業風險。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中國轉向其他市場帶來的風險，以及中美貿易爭端的副作用。這是中澳商會首席執行官尼克·科伊爾（Nick Coyle）向《環球時報》透露的近幾個月來進行的民意調查的結果。他同時指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澳公司因緊張的政治關係離開中國的跡象。
而這意味著同中國打交道的澳大利亞企業界不僅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他們打算與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進一步發展貿易往來的意圖很可能反映了他們希望雙邊關係出現政治氣候變化的願望。
中方認為，冷戰思維、意識形態偏見、把中國發展視為對澳大利亞威脅以及圍繞香港、新疆和台灣問題的一系列錯誤言論和行動已經導致雙邊關係嚴重惡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強調，澳方應當對此予以正視，認真反思，而不是倒打一耙、“甩鍋”推責。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書面採訪時指出，中國民眾對澳大利亞的善意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陳弘主任說：“2020年是中澳關係繼續受到堪培拉政府肆意毒化和破壞的一年。莫里森政府繼續對中國進行惡意中傷，干涉中國主權和內政，屢屢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社會對澳大利亞的好感已經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必須意識到，澳方所期望的所謂‘政冷經熱’的局面其實是缺乏邏輯的。中國企業界、投資者、消費者正在越來越失去對澳大利亞營商環境的信心，這是澳大利亞自由黨-國家黨聯盟政府一手造成的。澳大利亞國內早就有反華勢力呼應美國，鼓譟與中國經濟脫鈎。而現在，堪培拉近年來的對中國敵視政策正在實質性地割裂兩國經貿關係。
“事實是澳大利亞破壞了中澳經貿關係，而根本不是中國對澳發動甚麼貿易戰。自2017年年中以來，澳大利亞政府在錯誤的冷戰思維和美國反華戰略的引導下，將中澳關係逐步推向深淵。兩國關係必將會實質性地被堪培拉推向‘政冷經冷’的局面。
“目前，中國對澳大利亞有關進口產品實施相關措施，是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著眼於中國整體經濟佈局，針對碳達峰、碳中和長遠目標，以及保護中國有關產業而進行的。對於一個主權國家的合理行為，堪培拉當局將其政治化，動輒加以無理指責和干預，這恰恰暴露了莫里森政府的霸凌作風。長期以來，中澳經貿關係對兩國互惠互利，中國的經濟發展得益於與澳大利亞的經濟合作。中國無意損害與澳大利亞的各方面關係。
“在辭舊迎新的歲末年初，我們期望澳大利亞當局能早日回歸理性，不再為美國反華勢力火中取栗，真正為自身切實的國家利益著想，使兩國關係回歸到正確的航道上來。”
專家們把中澳關係與中日關係作了比較。中國和澳大利亞沒有中日間的領土爭端。中澳在對歷史的態度問題上沒有分歧。儘管如此，2020年政治關係給中澳貿易和經濟關係發展造成的影響要比中日關係大得多。俄羅斯戰略問題研究所專家米哈伊爾·別利亞耶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解釋說，這是因為澳大利亞和日本政治上傾向美國的程度不同。
米哈伊爾·別列也葉夫說：“應該考慮到美國因素。當然，日本在政治上跟美國也跟得很緊，甚至受到美國的很大影響。儘管如此，日本深知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和利益，基於未來制定政策。沒錯，該地區正在形成一個世界政治和經濟的新中心，中國將在那裡成為領導者。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日本深知需要靠近中國。當然澳大利亞在經濟上與中國也緊密相連，但它還沒有完全決定做出什樣的選擇。從政治上講，它在美國的軌道上，受到來自美國的很大的壓力，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一切的後果。而這進一步讓它失去了接近中國的機會。但我認為，未來幾年，一方面，美國弱化的趨勢將加劇，另一方面，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將增強。客觀上，這應能導致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改變。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副教授蘇銻平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儘管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也談到了澳大利亞的政治獨立性，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要和美國保持一致。
蘇銻平專家說：“我認為澳大利亞一直都是美國的跟班，應該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澳大利亞就轉向了美國，並依賴美國對他們的支持。直至今日他們依然有這方面的考慮，尤其是在軍事政治領域。目前美國號稱為世界警長，而澳大利亞則被稱為副警長，但實際上’deputy‘一詞也相當於代理警長的意思。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從這裡撤出去，澳大利亞就要代理美國警長的位置。總理莫里森雖然表示澳大利亞政治上是獨立的，但也就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考慮到他近來的表態和說法經常前後不一致，我想可信度並不高。當然，澳大利亞還是會有一些自己獨立的判斷，只是在大事方面多數情況下他肯定要與美國保持一致。”
在即將過去的一年里，澳大利亞極力迎合美國並支持美國建立國際聯盟應對和遏制中國的做法。這已成為造成中澳關係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一再呼籲澳方為建立互信、促進兩國務實合作做出更大努力。顯然這可成為2021年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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