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為何無法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印度總理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2014年甫一上任，就立即提出了"印度製造"計劃。其主要目標是把印度打造成一個世界工廠，由此確保全國經濟穩定增長，擺脫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這一目標無論從社會角度，還是從對外政策角度來看，都是重要的。現在印度經濟年度增長率為6%。但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印度全國仍像從前一樣，有3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每天的生活消費低於1.95美元。預計，迅速發展工業可大幅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從政治意義上來說，對中國的依賴困擾著印度國家領導層，甚至是普通居民。例如，在中印兩國軍隊洞朗對峙事件期間，印度社交媒體上流傳著抵制中國商品的呼籲。但這一活動沒能成功開展：沒有甚麼東西可代替中國產品。

莫迪承諾，"印度製造"計劃有助於在2025年前把印度GDP提高25%，而且這一增長份額應該依靠生產部門獲得。而在莫迪當選的那一年，生產部門在印度GDP中的比重僅為16%。當"印度製造"計劃在2014年啓動時，印度對華貿易收支平衡逆差為378億美元。但到了2017年年底，這一數字已經攀升到516億美元，而且主要是因為進口的中國車輛和技術產品數額增加。印度對華出口額在3年內甚至稍微有所減少，減少了1億美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說，可能，莫迪總理想借鑒中國經驗，要知道，中國擁有大量人口和廉價的勞動力，確保了全國經濟長時間的迅猛增長。但中國經驗似乎不適合印度當前的條件。

陳鳳英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廣播電台："首先，印度與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同。印度的產業結構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其中農業佔很大比例，該國服務業過去相對比較發達，但現在和中國相比已經不發達了。而製造業在印度佔經濟中的比重非常低。其次，印度的對外開放存在問題，該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低，尤其不歡迎跨國公司進入，印度對外資的限制比其他任何新興市場國家都要嚴格，要在印度進行直接投資是很難的。再次，印度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後。跨國公司進入某個國家必須要有配套的物流和倉儲基礎設施，而印度這方面的條件是比較薄弱的。此外，印度的富人基本上在境外，境內的富人主要關注服務業。所以現實問題就是印度產業更加偏重於金融和IT行業，但這些都不是製造業。"

莫迪確信，印度的勞動力價格為平均每小時92美分，而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為平均每小時4美元。他想拿這一點做文章。但按照麥肯錫咨詢公司（Mckinsey）不久前的計算，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要高4倍。這意味著，競爭優勢恰恰在中國方面。麥肯錫咨詢公司指出，印度工廠裝備不佳，生產沒有實現自動化，存在產品質量控制問題，而且沒有建立起供應鏈。例如，把貨物從印度德里運至孟買，陸運價格居然與經海路把貨物從中國廣州運至孟買的價格相當，雖然運輸距離遠了4倍。 印度的基礎設施也拉了企業家的後腿。雖然中國和印度電價幾乎相同，但中國極少停電。而在印度，停電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因為電力需求遠遠超過現有發電能力。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認為，印度需要打造基礎設施、整頓內部市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起可靠的生產基礎。

他說，"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效發展工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所形成的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國內市場。缺乏這兩個基礎條件，印度實際上很難通過發展國內的工業來代替外國進口的產品。與此同時，在全球市場當中，中國佔比越來越高，同時，國際市場的產品也越來越現代化、信息化。各國都需要一個龐大、分工精細複雜的產業體系才能夠製造出更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所以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正在變得越來越富有競爭力。在國際市場產品更加複雜，競爭更加高端化的背景下，印度本國工業很多制度層面的基礎工作沒有完成，恐怕只能朝著對中國進口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的方向走下去。"。

官僚機構龐大和立法模糊也妨礙了生產和商業在印度的正常發展。在世界銀行評價各國商業環境的"營商排名"（Ease of doing business）中，印度遠遠排在中國之後。雖然印度政府在去年夏天開始徵收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以此取代幾百種地方性稅種，但國家財政體系仍然相當混亂。印度的勞動法也不能為當地企業家注入樂觀主義情緒。例如，對於雇傭超過100名工作人員的企業，行政手續要複雜得多，因此很少有企業家決定擴大生產。要知道，中國迄今都在主要依靠大批量生產的效率來維持本國商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而生產花費均攤在大量商品上。
現在大家明白，"印度製造"計劃的最初目標已經不可能達到。按照莫迪的設想，到2022年前應該新增1億個就業崗位。這個數字不是憑空捏造的：印度確實需要1億個就業崗位來解決社會問題，要知道每個月在勞動市場上都會出現10萬個新勞動力。但是，與期望中的相反，在"印度製造"計劃實施的前兩年，僅創造了64.1萬個就業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