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北京的太陽很足，霧霾也變少了。很難說，是否是政府刻意而為。不管怎樣，今年兩會的主題之一是生態。
媒體關注的另一個題目是《立法法》。該法律草案限制各部位和地方政府機構出台限制公民權力並增加其義務。目前，此類法規應完全以地方法為基礎。
有關這一問題，首都出台的每週四天工作日限制汽車出行的規定成為一大案例。一方面，北京政府的此項規定是可以理解的，確實有必要改變堵車和空氣污染的現狀。但另一方面，車主們也有權提問，每周都有限行日是否限制了他們的個人私權。
再有，限制動用自己資產以及北京的購車搖號也是關注的內容。換句話說，首都居民即使有錢，也無法隨便購車，他首先要搖號搞到車牌子。在廣東省深圳市也有類似的車牌搖號制度。其目的也是為了限制購車潮，“防範交通工具數量劇增、堵車和混亂”。
《立法法》出台後，類似的地方法規只有當地人大才有權擬定。而政府令僅具有臨時特性，並在緊急狀態下推行。當然，在現有情況下，將“臨時規定”變成法律也不是甚麼複雜的事情。但畢竟，針對地方政府還是有了某些限制。
中國國務院總理在3月5日人大開幕上的報道，世界各大媒體都進行了快速報道。其中涉及7%的增長率、外貿總額和國防預算等等。其實，經濟增速放緩也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對現代中國來說，不惜任何代價謀增長並不是目標，重要的是高質量和可持續的發展。
當然，世界媒體對外長王毅的新聞發佈會也充滿期待。他們注意到，外長首先回答的是有關中俄關係問題。而且，王毅還對這一問題做出了詳細的解釋。再有，發佈會上還涉及到中國與朝鮮領袖會晤、伊朗核問題及中美關係等問題。
反腐也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兩會期間給出了具體的“老虎蒼蠅”一起打的信息，內容有行賄款數字和遭調查的官員數量。
在中國舉行兩會背景下，西方學者針對中國的非正式討論主要集中在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教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上。他指出，兩會規模顯示的不是現代中國的實力，而是虛弱。他認為，習近平主席力圖不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但其政治或以這種方式告終。
沈大偉斷言，中國共產黨正處於權力的末期階段，一段時間後，世界或成為這個國家政治動蕩的見證者。他還指出，中國開展的反腐攻勢正惡化官員、商人和軍人的社會地位。這對經濟形勢產生了影響，滋生無所作為的氛圍，從而在經濟中累積出各種問題。
中國官方媒體對沈大偉的說法做出了反應，認為他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西方受眾的“眼球”。中國評論員認為，沈大偉的悲觀看法沒有依據，中國社會依然保持著穩定，並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俄新社（專線和網站）記者阿·葉菲莫夫為“衛星”網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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