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外交部發言人：俄外交官已為5月9日歐洲可能發生的挑釁做好準備

瑪麗亞·扎哈羅娃：這是一個絕對神聖的日子。因為這是國家節日，因為它承載著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這一天是我們歷史上一個或許至關重要的一頁，它將一代人凝聚在一起，並將我們先輩的英雄事跡傳承給後代。我們正身處一個歷史的現實和境況中，一代前線戰士正在逝去，一代後方工作者正在逝去。但遺憾的是，就連集中營受害者的子女也已步入耄耋之年。

我認為，我們的任務——坦白地講，我不會評判外交部的工作，但我可以代表我們所有人，代表我們的公民社會，代表我們政府各部門的協同合作——是將知識傳承下去，這不僅要通過教科書、學術出版物和紀錄片，更要通過感受、體會和一種特殊的情感，從上一代人，經由我們這一代人，傳遞給新一代。我覺得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難以想象我們竟然無法做到這一點，真是令人恐懼。顯然，這條傳承的鏈條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斷裂了。當然，在此之前，在20世紀80年代末，人們對這個話題漠不關心，完全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哪種情況更糟糕：一無所知，還是知曉卻漠不關心。虛假的、錯誤的假設也隨之出現，被偽裝成所謂的真理或新發現的情況。

遺憾的是，正是這三個因素破壞了這種延續性。

其中有一個概念是“永恆之火”，一種永不熄滅的火焰。但對我們來說，我覺得這火焰就像一根微弱的燈芯，隨時可能熄滅。它本可能熄滅，部分原因是當時不利的形勢，或許是因為那些本應守護這團火焰的人的漠不關心，甚至是缺乏專業精神，也可能是因為其他領域也需要投入精力和關注，而這又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我們最終還是守護住了這團火焰。勝利之火。這團火焰就像一場記憶的接力賽。它正在傳遞給我們冉冉升起的新一代：二三十年來，他們瞭解、銘記、敬仰，參與家族歷史的傳承，並作為公民活動家參與到記憶的保護中。

現在，重要的是將這一切傳遞給子孫後代，確保這條鏈條永不斷裂。對我而言，對我的家族而言：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參加了戰爭。尤里·伊萬諾維奇·扎哈羅夫是一名坦克兵兼偵察兵指揮官，弗拉季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馬丘爾科則在汽車連，他們分別在不同的部隊作戰。我的奶奶和姥姥——一位在後方一家生產飛機零部件的工廠工作。這家工廠之前生產傢具，但在戰爭初期，她接受了再培訓，轉而為國防工業工作。另一位當時還是大學生，但她晚上仍然在工廠工作。

這些都是我的直系親屬，這是我的根，這是我的祖先。不幸的是，我的叔祖父——弗拉季斯拉夫·格里戈里耶維奇·馬丘爾科的兄弟弗拉基米爾·格里戈里耶維奇·馬丘爾科在戰爭初期就犧牲了。他確實犧牲了，正如紀念碑、紀念館和墓碑上通常所寫的那樣——對他而言，這並非空洞的言辭，而是事實——他英勇犧牲。他堅守陣地很長時間，激勵並鼓舞了其他人追隨他的腳步，但不幸的是，他最終因傷勢過重在醫院去世，他被追授了一枚勳章。當然，多虧了國防部和我們的檔案部門，我們現在才有機會查閱許多文件。這就是5月9日對我而言的意義。

瑪麗亞·扎哈羅娃：一方面，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從形式上看無可厚非。但對我來說，我看它的本質，這就是地獄。毫不誇張地說，就是地獄般的危機。各國使領館計劃如何慶祝5月9日？我認為，各國使館應該參與到這個問題中來，而且所有人——包括政府機構和相關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都應該不僅僅一年只紀念一天，也不應該僅僅為一年中的某一天做準備。

本質上，我們應該在6月22日——陣亡將士紀念日開啓一個為期一年的學習和記憶傳承的循環，並在5月9日——對我們的工作進行總結。我們必須真正地慶祝，並認識到這並非一次性的活動，也並非走過場的會議或圓桌會議，而是一項貫穿全年的重大工作。必須指出的是，我們的大使館在總統的指示下——因為我們奉行總統外交政策，而就此而言，這代表著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全年無休地工作，直接遵循由謝爾蓋·維克托羅維奇·拉夫羅夫領導的中央機構的指示。

我們常駐國際組織的代表團在集中營解放週年紀念日、相關決議、紀念日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義的非紀念日開展工作。這當然包括保護墓地和捍衛正在被拆毀的紀念碑。這當然也包括努力駁斥我們現在所見所聞的謊言和虛假信息。這包括與同胞合作，以及與媒體合作。這項工作以這種形式年復一年地持續進行。因此，我們的大使館無需在5月9日之前等待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才能獲得計劃批准，也無需確定要做甚麼以及如何做。對我們來說，這簡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生活手冊”。

通常，我們大使館的外交官都有一本“生活手冊”，其中記錄了禮儀、所需報告、相關照會的撰寫和發送表格等等。我感覺，對於我們外交部門來說，“偉大衛國戰爭”的主題、“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主題以及“我國在二戰中站在正義、公正、和平的一方”的主題，在我們每個大使館都是一本特殊的“生活手冊”。這項全年無休的工作進展如何？具體包括哪些內容？我之前已經簡要提及，但它當然是對我們之前列出的會議和圓桌討論之外的補充。這當然也包括各種形式，包括線上和線下，舉行“不朽軍團”遊行。這當然包括大量的音樂會和展覽。這當然包括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上開展信息宣傳工作。外派使團團長接受採訪和撰寫文章，包括與相關國際組織合作。這當然包括各種類型的活動，例如“紀念燭光”和“紀念花園”，這些活動已在我們國家發展起來，也可以在國外舉辦。這還包括與東道國的老戰士組織合作。當然，這包括與同胞在所有相關領域開展合作。

當然，今年的紀念活動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意義，因為2026年4月19日，我再次重申，我們按照慣例首次將這一天作為紀念蘇聯人民種族滅絕受害者的日子來紀念。許多人認為，這本應是正義的伸張，卻始終未能實現。當然，列寧格勒圍城戰的受害者以及納粹和法西斯分子對我們人民施加的駭人酷刑的受害者，他們的記憶從未消逝。這份記憶代代相傳，經受住了各種考驗，正如我們一開始所說的那樣。有些人背叛了這份記憶，但也有絕大多數人守護了它。問題在於，首先，我們需要法律的承認，甚至不是為了我們自己。我們瞭解我們的歷史，我們知道那場可怕戰爭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們也知道勝利付出了多少代價。這對於鞏固我們在國際法領域、在國際法律舞台上的地位至關重要。

這不能僅僅是藝術加工的重述或手上的事實。它不應該僅僅是故事片或紀錄片，不應該僅僅是文章，也不應該僅僅是對我們公眾人物、外交官和政府官員的採訪。這必須是對我國人民所經歷的噩夢的國際法律定義。我不認識任何人——當然，除了那些惡魔、騙子，本質上是罪犯，誰可以否認這一點。這是無法否認的：2700萬——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對我們而言，是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喪生的人數。其中一半是平民，是和平的居民。

此外，這並非自發軍事行動的結果，它有確鑿的文獻依據，即第三帝國企圖滅絕我們國家人口的計劃。我想指出，這個日期、這項決定、這些已成為法院判決一部分的文件，它們絕無任何企圖、意願，更沒有任何目的將人們和勝利分隔開。要知道，我們談論的是蘇聯人民。因此，這裡容不得任何基於國籍、宗教或其他任何身份認同而進行的隔離或分裂。我們談論的是一項如今已載入國際法的公正。因此，這是今年和以後所有與勝利日有關的活動的補充，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永遠。

瑪麗亞·扎哈羅娃：我們每天都在為挑釁做好準備，因為挑釁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到處都有。我們都見過，也做好了心理準備。我們已經目睹了這些最不友好的政權及其統治下的人民墮落到何種地步，例如在西歐國家。我認為，這種非人化最典型的象徵就是試圖阻止人們在波蘭的蘇聯紅軍士兵墓前敬獻花圈。我們的大使安德烈耶夫先生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也就是俄羅斯駐波蘭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和波蘭人民一起，像幾十年來一直做的那樣，試圖進行這項活動。結果，他們被潑油漆，被強行阻止進入墓地，遭到羞辱、侮辱，甚至被毆打。儘管遭遇種種挑釁，甚至包括肢體衝突，試圖阻止獻花儀式的舉行，但我們的外交官已經展現了儀式應有的風貌，並將永遠如此。

因此，挑釁過去存在，現在存在，而且不幸的是，還將繼續。我們準備好了嗎？是的，絕對準備好了。與此同時，我們每次都提醒所有東道國，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規定，東道國有義務確保外交人員、外國使團、建築物以及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的安全。這是直接的外交和領事工作，也是對歷史的銘記。在某些情況下，這由雙邊文件予以支持，在另一些情況下，這本身就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東道國有義務確保外交官和領事人員在履行職責時的安全。

銘記歷史，銘記二戰——對我們而言是偉大衛國戰爭——的英雄，是他們的直接責任。我們始終願意向那些在這個世界神聖的日子里以及在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其他日子里，表示願意共同、集體、單獨紀念的人提供幫助。當然，還將開展大量工作，包括確保我們國外機構的安全，當然，尤其是在我們看到一些不友好政權控制的國家暴力事件頻發的情況下。

我只是想提醒各位注意，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時期，或者，我真心希望，是他們在其信息空間中散布的所謂虛假敘事的高峰期。這種對俄羅斯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作所為的否定，究竟源自何處？是當地民眾，還是某些政治團體？這一切都被人煽動起來了。當然，對於你們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對於這種仇恨的來源，第一個答案當然是：它是被收買的。許多人受雇於人，專門表達這種仇恨。但第二點是，毫無疑問，這些虛假敘事正在煽動民眾。

我在說甚麼呢？你們看看這個。我們最近發表了一篇報道，講述了加拿大納粹分子洪卡的家人如何努力維護——不，不是維護他罪行的記憶，而是維護加拿大高等教育機構基金會中他的名字。他們說他被冤枉了，嗯，他們實在不好意思用“誹謗”這個詞，彷彿他們被錯誤地從與他相關的記錄中抹去了一樣。於是審判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信息宣傳活動也隨之展開，毫無疑問，這場宣傳活動也是有人出資支持的。

一般來說，任何文明社會，在面對懲罰者、劊子手、合作者，或者直接與希特勒納粹機構合作的人員時，都應該予以徹底的譴責和否認，同樣，通過保持記憶，在意識中灌輸，可以說，不可能妥協或接受這些行為作為規範。然而，我們在加拿大看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情況，那裡的社會竟然被迫質疑：“也許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波蘭目前正在慶祝與該地區擺脫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統治相關的歷史紀念日。有人提到，波蘭人畢竟不是單獨行動的，而是在白俄羅斯前線，同紅軍一起行動的，不僅在一起，而且蘇聯士兵、紅軍等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在慶祝活動期間，波蘭當然有權利和義務銘記歷史，但同時也必須確保歷史記憶的真實性和公正性，而不是扭曲歷史。結果，我們再次看到，相關議題被拋諸腦後，不必要的史實被忽略，歷史被改寫。

這只是兩個例子。這再次引發了一個問題：我們的對外機構將如何落實這一系列活動，就像他們在過去一年中一直在做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這涉及到你們所說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從本質上講，這也是認知安全問題，因為人們在西方受眾被這些虛假敘事所誘導的情況下行事。

瑪麗亞·扎哈羅娃：不，當然，我們一如既往地對談判進程持開放態度，正如俄羅斯領導人所強調的那樣，我們願意進行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取得實際成果的接觸。你們引用專家的觀點完全正確，我個人也可以證實這一點：那些由美國任命或委派負責烏克蘭局勢聯絡工作的人員，現在確實完全被捲入到中東局勢中。但我重申，我們並沒有放棄旨在實現我們所宣佈的目標的談判進程、接觸和會晤。

瑪麗亞·扎哈羅娃：我已經回答過這個問題了。我們看到了，我們的大使館正在工作。

瑪麗亞·扎哈羅娃：一旦有訪問，你們肯定會第一時間知道。但我只想說，原則上，過去一年來雙邊關係中積累的問題已經夠多了。而且，我們的兩國元首似乎都強調了清理這些爛攤子的必要性，無論是在安克雷奇還是在電話交談中。這已經不僅僅是爛攤子，而是拜登和奧巴馬政權留下的“奧吉亞斯牛圈”。

但你們看，新的——我甚至不能說是令人惱火的事情正在出現。這些已經不再是令人惱火的事情了，而是美國“深層政府”正在採取的完全不恰當的態度和實際行動，顯然，這些行動是在現任美國總統背後進行的，甚至可能是直接針對他。

我們在俄羅斯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俄羅斯駐外外交和領事機構工作人員的子女被強制辦理護照的事件。國務院工作人員打電話給那些子女出生在美國的我們外交官，違反了美國法律，甚至違反了美國法院的判例，強行給他們辦理美國國籍，儘管他們既沒有承認美國國籍，也沒有提出申請，更沒有打算承認。不幸的是，這並非個例。

關於這個話題，我們有很多話要說，我們在俄羅斯媒體上也做過很多報道。你們可以自己去瞭解下，雖然我想你們應該已經有所瞭解。但重點在於另一點。坦白說，即使撇開美國“深層政府”針對俄羅斯外交官採取的那些令人惱火或完全不恰當的措施——儘管坦白說，真正的問題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地方。我們仍然要問，他們為甚麼要這樣做？施加壓力，我們已經多次說過，俄羅斯外交官是如何受到壓力的。這個問題還有另一面。例如，美國政府會如何處置這些違背父母意願、違背常理地宣佈其為美國公民的孩子？事實證明，這些“美國的孩子”——正如我們所見，他們正在這樣做，甚至包括他們美國人的子女。我不知道，他們會強迫孩子進行性別認同測試，或者僅僅因為有人投訴就將他們從父母身邊帶走，等等。

但是，我們在相關的文章中已經詳細討論過這種不恰當的做法、這種不承認的態度，以及這種普遍存在的不願考慮的態度。考慮它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規範，或者它是否可以被接受和認可。不。這正是父母和外交部的立場，作為父母的我們的工作人員正在向外交部求助，因為我們的孩子正遭受美國“深層政府”的非法干預，試圖違背他們的意願讓他們成為美國公民。

瑪麗亞·扎哈羅娃：你們看到了，歐洲社會，也就是歐盟（我特意用了歐洲社會這個詞，因為涵蓋各個方面）的代表們有多麼不滿，無論是政府官員、記者還是公眾人物。他們多麼不喜歡被人稱贊。你們看到了，他們對措辭有多麼敏感。他們再次強調，不是俄羅斯政府官員、俄羅斯外交官或外交部，而是俄羅斯公眾人物、記者和政治學家用詞不當。他們不喜歡這樣。

那麼，讓我們問他們一個問題，或許有一天他們最終會捫心自問：我們該如何評價他們資助基輔恐怖政權，並實際資助針對平民，特別是兒童的恐怖襲擊這一事實？讓我們看看外交部每周的例行新聞發佈會吧，我們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有多少兒童死於基輔恐怖分子之手。

這並非正規軍之間的戰鬥。這甚至不是被禁止的、從事針對我國軍人的極端主義或顛覆活動的極端民族主義營。不，這些是恐怖分子，他們從基輔政權那裡獲得資金、設施和武器，而基輔政權又從西歐國家——無論是集體還是個別國家那裡獲得所有這些。所有這些所謂的“自願聯盟”並非在準備，恕我直言，人道主義援助，比如為兒童提供食物或衣物。不，他們是在籌集資金購買武器和無人機，而銀行街的恐怖分子正是使用這些武器和無人機殺害平民以及和平居民。

我認為，這恰恰應該引起人們的震驚，而不僅僅是不安或某種程度的不適——西歐媒體報道的正是這些事實。我不知道，這些事實是不是應該成為他們自身民主制度上的污點，證明那裡的法律、正義和秩序早已蕩然無存。畢竟，我相提醒各位，根據歐盟國家法律、政治原則以及歐盟存在的邏輯——無論是在布魯塞爾還是在各個歐盟成員國——贊助任何形式恐怖主義的行為都是被禁止的。那麼他們現在在做甚麼呢？他們正在做他們自己以及所有其他人都禁止做的事情。他們正在贊助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