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歐洲刊物《現代外交》(Modern Diplomacy) 所指出的，對中國貿易和基礎設施倡議的反應無需陷入非理性的恐慌。然而，中國宜考慮從“貸款-建設者”模式，轉向更加符合東道國預期的環境與社會標準的“夥伴-投資者”模式。“一帶一路”可為東盟國家提供獨特機遇。該地區基礎設施需求巨大——至2040年，所需投資與實際投入之間的缺口可能超過2.8萬億美元。
中國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和工程技術能力。其實施投資項目的速度亦至關重要。中國不僅建設公路與鐵路——其啓動的“數字絲綢之路”正為東盟國家帶來5G、數據中心和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對許多國家而言，這是實現數字化轉型階段跨越的契機。
根據《2024年東盟投資報告》數據，該地區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的份額——包括來自中國的投資——已從2016年的5%上升至2023年的10%以上。這凸顯了東盟的戰略重要性，但也表明該地區國家需審慎應對日益加劇的失衡。在基礎設施需求與財政主權之間尋求平衡，是當前東盟各國政府正在小心把握的微妙界限。
“一帶一路”倡議自然不是基礎設施外交的利他之舉。它是北京旨在實現經濟與地緣政治目標的複雜戰略。儘管如此，該倡議對東盟國家而言也並非“特洛伊木馬”。東盟的挑戰與機遇在於：在利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潛力的同時，不喪失自身自主性。若能成功實現此目標，該地區或可成為二十一世紀務實多邊主義的典範——其基礎在於互聯互通、戰略主體性以及審慎的外交策略——《現代外交》如是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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