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50626/1066160369.html
全球動蕩日益加劇之下，北京在亞洲的地位日趨穩固
全球動蕩日益加劇之下，北京在亞洲的地位日趨穩固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目前，南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正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平衡。然而，來自華盛頓的壓力使地區精英面臨在兩個重要夥伴之間做出艱難選擇的前景。北京注重互惠互利，而北京與華盛頓外交政策的對比正在使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於北京。 2025年6月26日,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25-06-26T22:28+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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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國-南亞博覽會6月19日—24日在昆明舉行，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的2500家企業的產品在此展出。此次活動期間達成了價值約12億美元的交易。在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的競爭不斷加深的背景下，這兩個超級大國採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這顯得尤為具有象徵意義。如果說美國試圖分裂南亞和東盟集團，以破壞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多邊合作機制，那麼中國則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化進程、自由貿易和互利合作的支持者。既不干涉其夥伴的內政，也不給它們造成戰略困境。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志民向衛星通訊社表示，美國的行動違反了大多數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所堅持的原則，但這一形勢為中國及其在亞洲的合作夥伴帶來了新的機遇。全球南方國家的哲學理念最好地體現在印度尼西亞總統一周前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的發言中：“我們的外交政策非常簡單，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千個朋友猶嫌少，一個敵人已太多’。”這一立場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走得更近，與北京一樣，這些國家將經濟發展和避免對抗作為優先事項。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與其冷戰時期鄰國之間的矛盾已基本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北京正是這一建設性議程的倡導者，並在發展和國際關係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倡議。近年來，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PPP GDP）排名世界第一，成為大多數亞洲夥伴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東盟地區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15%和對外投資總額的14%。根據《2024年東盟投資報告》提供的截至目前的最新數據，2023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173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744億美元，成為地區外第二投資大國。前年，美國對東盟的投資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用於新加坡，其中70%投向金融和保險業。同年，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增加了超過20%，主要投向製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領域。中國也是南亞地區（尤其是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外資的重要來源國，其中對巴基斯坦的投資佔大頭，通過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進行投資（據中方估計，投資額已超600億美元）。在與中國增加合作的同時，東盟和南亞的許多國家在安全領域與美國保持著密切關係，並試圖通過與美國、歐盟國家、日本等經濟大國的合作來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和經濟影響力。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宮嚴重損害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受信任度。中國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指責引起地區多國共鳴，許多國家公開聲援中國。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是該地區相當多國家的主要出口方向。比如，2024年，越南出口總額的34%、馬來西亞出口的16%、柬埔寨出口的38%都流向美國。美國也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4月初，美國對上述所有國家徵收高額關稅，但後來白宮暫停了這些關稅。在美國2017年退出TPP的背景下，中國與該地區許多國家（無論是東盟還是個別南亞國家）的貿易協定架構只會不斷發展。王志民認為，中國與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在許多方面具有互補性，中國向高科技產業的轉變將為合作夥伴提升自身工業生產帶來機遇。“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果，雙方連續多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存在著垂直分工。再加上雙方文化相近，也促進了貿易投資等各方面的合作。與東南亞國家一樣，中國和南亞國家同樣具有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一帶一路’倡議為地區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隨著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部分產業向南亞、東南亞轉移是必然趨勢。”王志民指出，對中國而言，南亞和東南亞在原材料供應、能源和糧食安全方面頗具吸引力。此外，如今中國意識到亞洲合作夥伴的難處，不僅向他們開放市場，還幫助他們發展基礎設施、工業、科學和技術。儘管大多數南亞和東南亞國家不願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但許多專家估計，當前趨勢使得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向中國傾斜。特別是中國在巴以衝突問題上的謹慎立場，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讓亞洲穆斯林國家對中國產生好感。2024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一項研究發現，在參與調查的2000名東南亞專家中，約有半數傾向於中國而非美國，儘管一年前有61%的專家傾向於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隨著特朗普上台，亞洲各國對於美國安全保障可靠性的擔憂也在增加。尤其是特朗普試圖將對該地區國家的軍事支持與貿易問題掛鈎，引發猛烈抨擊。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今年4月指出，美國正在放棄其作為世界警察的角色，不願履行先前承擔的義務。數月前，新加坡防長稱，華盛頓的行為就像“收租的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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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中國, 美國, 東南亞, 南亞區域
全球動蕩日益加劇之下，北京在亞洲的地位日趨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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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正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平衡。然而，來自華盛頓的壓力使地區精英面臨在兩個重要夥伴之間做出艱難選擇的前景。北京注重互惠互利，而北京與華盛頓外交政策的對比正在使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於北京。
第九屆
中國-南亞博覽會6月19日—24日在昆明舉行，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的2500家企業的產品在此展出。此次活動期間達成了價值約12億美元的交易。在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的競爭不斷加深的背景下，這兩個超級大國採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這顯得尤為具有象徵意義。如果說美國試圖分裂南亞和東盟集團，以破壞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多邊合作機制，那麼中國則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化進程、自由貿易和互利合作的支持者。既不干涉其夥伴的內政，也不給它們造成戰略困境。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志民向衛星通訊社表示，美國的行動違反了大多數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所堅持的原則，但這一形勢為中國及其在亞洲的合作夥伴帶來了新的機遇。
他說：“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而言，確實涉及‘選邊站’的問題。為了規避這一風險，大部分地區國家都採取‘大國平衡外交’的策略。雖然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強加於人’的合作原則，但美國卻要求這些國家選邊站，比如要求其降低出口至美國設備中的‘中國技術比例’、重點審查中國零部件的轉口行為等。可以說這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顯然是一個挑戰，也讓他們處於兩難境地。在此情況下，我認為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國家可以合作應對挑戰，比如開拓新的合作領域、新的市場需求、展開第三方市場合作等。總體上美國關稅戰對全球經濟和各國發展具有雙重屬性，既是嚴峻挑戰，也是重大轉型機遇。”
全球南方國家的哲學理念最好地體現在印度尼西亞總統一周前在
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的發言中：“我們的外交政策非常簡單，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千個朋友猶嫌少，一個敵人已太多’。”這一立場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走得更近，與北京一樣，這些國家將經濟發展和避免對抗作為優先事項。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與其冷戰時期鄰國之間的矛盾已基本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北京正是這一建設性議程的倡導者，並在發展和國際關係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倡議。
近年來，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PPP GDP）排名世界第一，成為大多數亞洲夥伴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東盟地區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15%和對外投資總額的14%。根據《2024年東盟投資報告》提供的截至目前的最新數據，2023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173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744億美元，成為地區外第二投資大國。前年，美國對東盟的投資增加了一倍多，主要是用於新加坡，其中70%投向金融和保險業。同年，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增加了超過20%，主要投向製造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領域。中國也是南亞地區（尤其是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外資的重要來源國，其中對巴基斯坦的投資佔大頭，通過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進行投資（據中方估計，投資額已超600億美元）。
在與中國增加合作的同時，東盟和南亞的許多國家在安全領域與美國保持著密切關係，並試圖通過與美國、歐盟國家、日本等經濟大國的合作來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和經濟影響力。然而，特朗普重返白宮嚴重損害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受信任度。中國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指責引起地區多國共鳴，許多國家公開聲援中國。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是該地區相當多國家的主要出口方向。比如，2024年，越南出口總額的34%、
馬來西亞出口的16%、柬埔寨出口的38%都流向美國。美國也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4月初，美國對上述所有國家徵收高額關稅，但後來白宮暫停了這些關稅。
在美國2017年退出TPP的背景下，中國與該地區許多國家（無論是東盟還是個別南亞國家）的貿易協定架構只會不斷發展。王志民認為，中國與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在許多方面具有互補性，中國向高科技產業的轉變將為合作夥伴提升自身工業生產帶來機遇。
“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果，雙方連續多年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經濟互補性非常強，存在著垂直分工。再加上雙方文化相近，也促進了貿易投資等各方面的合作。與東南亞國家一樣，中國和南亞國家同樣具有很強的經濟互補性，‘一帶一路’倡議為地區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隨著中國的發展，特別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部分產業向南亞、東南亞轉移是必然趨勢。”
王志民指出，對中國而言，南亞和東南亞在原材料供應、能源和糧食安全方面頗具吸引力。此外，如今中國意識到亞洲合作夥伴的難處，不僅向他們開放市場，還幫助他們發展基礎設施、工業、科學和技術。
“作為製造業大國，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依託成熟的工業體系和基建能力，在東南亞與南亞地區主導實施了多項標誌性基礎設施項目，促進了區域互聯互通與經濟發展，推動了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等形成聯動發展效應。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還推進了許多‘小而美’項目。這些項目不僅具有投資小、見效快、獲得感強的特點，也能夠迅速改善當地民生，提升民眾的生活質量。比如，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農業合作，通過技術輸出、貿易聯動、人才培養等多維度協同，顯著推動了區域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另外，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科技合作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也取得進展，尤其在科技、健康等新興領域有所突破。”
儘管大多數南亞和東南亞國家不願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但許多專家估計，當前趨勢使得該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向中國傾斜。特別是中國在巴以衝突問題上的謹慎立場，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讓亞洲穆斯林國家對中國產生好感。2024年，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一項研究發現，在參與調查的2000名東南亞專家中，約有半數傾向於中國而非美國，儘管一年前有61%的專家傾向於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隨著特朗普上台，亞洲各國對於美國安全保障可靠性的擔憂也在增加。尤其是特朗普試圖將對該地區國家的軍事支持與貿易問題掛鈎，引發猛烈抨擊。新加坡總理黃循財今年4月指出，美國正在放棄其作為世界警察的角色，不願履行先前承擔的義務。數月前，新加坡防長稱，華盛頓的行為就像“收租的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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