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首先，雙方可定期舉行生物技術領域的政策對話，交流各自的發展戰略、法律法規和政策，從國家層面制定生物技術合作規劃及其路線圖，確保雙方的努力協調一致。其次，利用中俄科教合作平台，鼓勵和支持兩國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開展聯合研發，在農業生物技術、生物醫藥、生物製造等領域實施重點聯合研發項目。”
王奇進一步解釋稱：“比如，可建立中俄生物技術產業合作園，為雙方企業提供技術轉移、成果轉化、市場准入等便利條件，促進兩國企業在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市場推廣方面的合作；還可以利用兩國政府間合作基金，支持生物技術領域的合作項目，並鼓勵雙方金融機構為生物技術合作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在國際生物技術標準和規則制定方面加強溝通與協調，共同維護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合法權益。在‘一帶一路’、‘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框架下，推動與其他國家的生物技術合作，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王奇指出：“美國將某些先進技術視為具有雙重用途——民用和軍用的技術，並對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施加限制，這種情況確實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技術兩極化。首先會導致技術陣營的形成——限制措施可能導致全球技術領域形成不同陣營，一方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主，另一方可能包括中俄及其願意同中俄合作的國家。其次還會導致供應鏈重組——一些國家和企業可能會尋求替代供應商或建立自己的供應鏈。”
她說：“在受限制領域，技術發展或出現分化，不同陣營可能會沿著不同的技術路徑發展，這可能導致某些領域因合作交流受限而創新速度減緩。技術兩極化也會導致研發成本上升，因企業可能需要為不同的市場開發不同的產品和技術，而獨立研發可能需要更高的投資，這可能會限制小型企業和初創公司的參與。同時，不同的技術陣營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技術標準和規則，導致全球技術標準碎片化。從長遠考慮，這或將影響技術的兼容性和全球市場的效率。技術擴散也會受到限制，某些地區或國家可能會更難以獲取先進技術，進而導致全球技術發展不平衡，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
她表示：“因此，技術兩極化將對全球技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既帶來新的創新機遇，也帶來挑戰，如增加研發成本、降低技術互操作性、影響全球技術治理。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需共同努力，通過對話和合作，尋找平衡技術發展與安全、促進全球技術合作與共享的路徑。”
“應加大研發投入，建立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支持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提高教育質量，特別是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通過獎學金、交流項目等方式，培養和吸引高層次技術人才；在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方面，通過合法途徑引進先進技術，建立技術轉移中心，促進先進技術在本土的應用和發展；還應制定和實施支持技術創新的法律法規，如，知識產權保護、稅收優惠等，通過政策引導，鼓勵企業採用和開發新技術；與技術先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參與國際科技合作項目，利用國際組織資源和多邊合作機制，獲取技術支持；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提高本國技術標準的國際認可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產品認證體系，減少技術壁壘的影響。”
“不同國家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存在差異，或導致合作中技術轉移困難，生物經濟領域的研究和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資金不足可能限制合作項目的規模和深度，而專業人才的缺乏或影響合作項目的執行效率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