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40906/1061416076.html
中俄在生物技術領域繼續保持緊密合作
中俄在生物技術領域繼續保持緊密合作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生物技術是中國發展的戰略領域之一，俄羅斯也優先考慮生物技術領域。在這一領域，中俄多年來保持緊密合作。清華大學中俄戰略合作研究所執行所長王奇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都有各自的優勢及其發展戰略，可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推動兩國生物技術產業的進步，同時也為全球生物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2024年9月6日,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24-09-06T12:1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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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所長基里爾·巴巴耶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未來幾年將成立幾所新的中俄聯合高校。他指出，聯合研究將涉及從社會科學到更具應用性的自然和技術學科的廣泛領域。他補充說，今天中國是醫學、生物技術、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領域的主要研發夥伴。王奇表示，生物技術是21世紀最具發展潛質的領域之一，對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糧食安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都有各自的優勢及其發展戰略，可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王奇指出，雙方還需在人才培養與交流方面加強合作，並指出實現合作的方式：“例如，實施雙邊人才培養計劃，如，設立獎學金、研究生交流項目等，促進兩國生物技術人才的交流與合作；舉辦生物技術研討會、論壇等專項活動，增進兩國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等。”中俄在該領域的合作多年來持續加深。今年7月，中俄醫科大學聯盟（ASRMU）理事會在廣州舉行第十次會議，俄羅斯衛生部直屬莫斯科國立謝切諾夫醫科大學校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彼得·格雷博奇科總結了十年來的合作成果，並就進一步發展俄中合作的新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倡議。他建議成立俄中雙邊教育中心，為兩國醫生開設獨特的培訓課程。他表示，“教學合作是ASRMU成員院校合作的最重要領域之一”。在兩國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上，專家認為，中俄還可以在產業化合作、投融資合作和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面展開互動。在這方面，中俄兩國也於多年前便開啓了合作之路。俄羅斯具有雄厚的生物醫藥科研基礎和剩餘科研開發能力。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速，已經擁有大量世界先進的科研設備和大量以海歸為主的科研開發人員，並且生產總量龐大。早在2018年，兩國就成立了中俄生物醫藥國際技術轉移與創新中心，旨在推動俄羅斯與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技術的互相轉移轉化。此外，專家稱，在推進生物技術合作的同時，還應注重生物安全、倫理道德等問題，建立相應的風險管理體系。總的來說，王奇認為，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推動兩國生物技術產業的進步，同時也為全球生物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而對於中國日益發展的生物技術，美國將之視為兩用技術，並對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施加了一定限制。今年3月，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全球生物技術行業協會代表——美國全球生物技術工業組織（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簡稱BIO）宣佈，將與中國會員藥明康德進行“分離”，剔除其會員資格並終止與其合作。今年5月15日，美國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針對新版《生物安全法》草案召開聽證會，最終以40∶1的懸殊投票結果獲得通過。與此前版本相比，新版《生物安全法》所涉企業在此前的“華大系”（華大基因集團及其子公司華大智造）、藥明康德及子公司基礎上，明確新增了藥明生物。新版法案將美國生物醫藥行業與法案中被點名的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合作期限明確設定在2032年1月1日。美眾議院計劃在下周審議該法案。專家指出，這將會在創新速度、研發成本、技術標準和規則、技術標準和規則、技術擴散、國際合作與競爭、安全與信任等多個方面影響技術發展。王奇強調，更重要的是，國際合作或將受到限制，特別是在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領域。同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競爭可能會加劇。這就會影響國際間的安全與信任，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領域——各國可能會加強對本國技術的保護和對外國技術的審查。因此，專家指出，發展中國家應克服技術壁壘和加強技術合作，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教育和人才培養，進行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並通過加強技術合作，促進自身技術能力的提升，從而更好地融入全球技術發展體系。王奇對發展中國傢具體應當如何操作給出了相應建議：她還指出，發展中國家可以用過南南合作、區域一體化、加強多邊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吸引投融資等方式來加強技術合作。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交流方面發展迅速。2023年4月，中國黑龍江自由貿易區哈爾濱新區舉辦中俄生命科學技術產業轉化園區成立暨中俄生物技術產業合作發展交流會，進一步促進了中俄生物產業發展升級。哈爾濱新區目前有生物經濟方面的企業達到了1348家，初步形成了生物經濟產業鏈的集聚區，下一步黑龍江自貿區將進一步推動中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發展與合作，在哈爾濱片區積極打造“國際生命谷”。然而目前，擴大生物經濟領域國家間合作還存在一系列障礙。王奇指出，首先在政策與法律方面，不同國家在生物技術、生物資源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存在差異，這或會導致合作時的法律衝突和不兼容；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不同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行力度不同，這可能阻礙技術的轉移和應用；另外，各國生物經濟的發展策略和優先領域不同，或導致合作意願和方向不一致。專家稱，技術差距、資金不足和人才缺乏也會影響該領域國家間開展合作，她說：此外，還存在著經濟市場、社會文化、倫理和信息交流等方面對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對生物技術的國際間合作造成負面影響。王奇總結稱，為了克服上述障礙，合作各方需加強政策對話，協調法律法規，促進技術交流，增加資金投入，建立信任機制，並通過多邊合作平台解決分歧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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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在生物技術領域繼續保持緊密合作
評論
生物技術是中國發展的戰略領域之一，俄羅斯也優先考慮生物技術領域。在這一領域，中俄多年來保持緊密合作。清華大學中俄戰略合作研究所執行所長王奇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都有各自的優勢及其發展戰略，可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推動兩國生物技術產業的進步，同時也為全球生物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不久前，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所長基里爾·巴巴耶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未來幾年將成立幾所新的中俄聯合高校。他指出，聯合研究將涉及從社會科學到更具應用性的自然和技術學科的廣泛領域。他補充說，今天中國是醫學、生物技術、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領域的主要研發夥伴。
王奇表示，生物技術是21世紀最具發展潛質的領域之一，對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糧食安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都有各自的優勢及其發展戰略，可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
她說：“首先，雙方可定期舉行生物技術領域的政策對話，交流各自的發展戰略、法律法規和政策，從國家層面制定生物技術合作規劃及其路線圖，確保雙方的努力協調一致。其次，利用中俄科教合作平台，鼓勵和支持兩國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開展聯合研發，在農業生物技術、生物醫藥、生物製造等領域實施重點聯合研發項目。”
王奇指出，雙方還需在人才培養與交流方面加強合作，並指出實現合作的方式：“例如，實施雙邊人才培養計劃，如，設立獎學金、研究生交流項目等，促進兩國生物技術人才的交流與合作；舉辦生物技術研討會、論壇等專項活動，增進兩國專家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等。”
中俄在該領域的合作多年來持續加深。今年7月，中俄醫科大學聯盟（ASRMU）理事會在廣州舉行第十次會議，俄羅斯衛生部直屬莫斯科國立謝切諾夫醫科大學校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彼得·格雷博奇科總結了十年來的合作成果，並就進一步發展俄中合作的新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倡議。他建議成立俄中雙邊教育中心，為兩國醫生開設獨特的培訓課程。他表示，“教學合作是ASRMU成員院校合作的最重要領域之一”。
在兩國共同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合作上，專家認為，中俄還可以在產業化合作、投融資合作和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面展開互動。
王奇進一步解釋稱：“比如，可建立中俄生物技術產業合作園，為雙方企業提供技術轉移、成果轉化、市場准入等便利條件，促進兩國企業在生物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市場推廣方面的合作；還可以利用兩國政府間合作基金，支持生物技術領域的合作項目，並鼓勵雙方金融機構為生物技術合作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在國際生物技術標準和規則制定方面加強溝通與協調，共同維護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的合法權益。在‘一帶一路’、‘歐亞經濟聯盟’、‘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框架下，推動與其他國家的生物技術合作，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在這方面，中俄兩國也於多年前便開啓了合作之路。俄羅斯具有雄厚的生物醫藥科研基礎和剩餘科研開發能力。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迅速，已經擁有大量世界先進的科研設備和大量以海歸為主的科研開發人員，並且生產總量龐大。早在2018年，兩國就成立了中俄生物醫藥國際技術轉移與創新中心，旨在推動俄羅斯與中國生物醫藥領域技術的互相轉移轉化。
此外，專家稱，在推進生物技術合作的同時，還應注重生物安全、倫理道德等問題，建立相應的風險管理體系。總的來說，王奇認為，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領域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推動兩國生物技術產業的進步，同時也為全球生物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而對於中國日益發展的生物技術，美國將之視為兩用技術，並對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施加了一定限制。
今年3月，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全球生物技術行業協會代表——美國全球生物技術工業組織（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簡稱BIO）宣佈，將與中國會員
藥明康德進行“分離”，剔除其會員資格並終止與其合作。
今年5月15日，美國眾議院監督與問責委員會針對新版《生物安全法》草案召開聽證會，最終以40∶1的懸殊投票結果獲得通過。與此前版本相比，新版《生物安全法》所涉企業在此前的“華大系”（華大基因集團及其子公司華大智造）、藥明康德及子公司基礎上，明確新增了藥明生物。新版法案將美國生物醫藥行業與法案中被點名的中國生物技術公司的合作期限明確設定在2032年1月1日。美眾議院計劃在下周審議該法案。
王奇指出：“美國將某些先進技術視為具有雙重用途——民用和軍用的技術，並對與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合作施加限制，這種情況確實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技術兩極化。首先會導致技術陣營的形成——限制措施可能導致全球技術領域形成不同陣營，一方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主，另一方可能包括中俄及其願意同中俄合作的國家。其次還會導致供應鏈重組——一些國家和企業可能會尋求替代供應商或建立自己的供應鏈。”
專家指出，這將會在創新速度、研發成本、技術標準和規則、技術標準和規則、技術擴散、國際合作與競爭、安全與信任等多個方面影響技術發展。
她說：“在受限制領域，技術發展或出現分化，不同陣營可能會沿著不同的技術路徑發展，這可能導致某些領域因合作交流受限而創新速度減緩。技術兩極化也會導致研發成本上升，因企業可能需要為不同的市場開發不同的產品和技術，而獨立研發可能需要更高的投資，這可能會限制小型企業和初創公司的參與。同時，不同的技術陣營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技術標準和規則，導致全球技術標準碎片化。從長遠考慮，這或將影響技術的兼容性和全球市場的效率。技術擴散也會受到限制，某些地區或國家可能會更難以獲取先進技術，進而導致全球技術發展不平衡，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
王奇強調，更重要的是，國際合作或將受到限制，特別是在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領域。同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競爭可能會加劇。這就會影響國際間的安全與信任，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領域——各國可能會加強對本國技術的保護和對外國技術的審查。
她表示：“因此，技術兩極化將對全球技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既帶來新的創新機遇，也帶來挑戰，如增加研發成本、降低技術互操作性、影響全球技術治理。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需共同努力，通過對話和合作，尋找平衡技術發展與安全、促進全球技術合作與共享的路徑。”
因此，專家指出，發展中國家應克服技術壁壘和加強技術合作，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教育和人才培養，進行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並通過加強技術合作，促進自身技術能力的提升，從而更好地融入全球技術發展體系。王奇對發展中國傢具體應當如何操作給出了相應建議：
“應加大研發投入，建立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支持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提高教育質量，特別是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通過獎學金、交流項目等方式，培養和吸引高層次技術人才；在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方面，通過合法途徑引進先進技術，建立技術轉移中心，促進先進技術在本土的應用和發展；還應制定和實施支持技術創新的法律法規，如，知識產權保護、稅收優惠等，通過政策引導，鼓勵企業採用和開發新技術；與技術先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參與國際科技合作項目，利用國際組織資源和多邊合作機制，獲取技術支持；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提高本國技術標準的國際認可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產品認證體系，減少技術壁壘的影響。”
她還指出，發展中國家可以用過南南合作、區域一體化、加強多邊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吸引投融資等方式來加強技術合作。
中俄兩國在生物技術交流方面發展迅速。2023年4月，中國黑龍江自由貿易區哈爾濱新區舉辦中俄生命科學技術產業轉化園區成立暨中俄生物技術產業合作發展交流會，進一步促進了中俄生物產業發展升級。哈爾濱新區目前有生物經濟方面的企業達到了1348家，初步形成了生物經濟產業鏈的集聚區，下一步黑龍江自貿區將進一步推動中俄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發展與合作，在哈爾濱片區積極打造“國際生命谷”。
然而目前，擴大生物經濟領域國家間合作還存在一系列障礙。王奇指出，首先在政策與法律方面，不同國家在
生物技術、生物資源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存在差異，這或會導致合作時的法律衝突和不兼容；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不同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行力度不同，這可能阻礙技術的轉移和應用；另外，各國生物經濟的發展策略和優先領域不同，或導致合作意願和方向不一致。
專家稱，技術差距、資金不足和人才缺乏也會影響該領域國家間開展合作，她說：
“不同國家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存在差異，或導致合作中技術轉移困難，生物經濟領域的研究和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資金不足可能限制合作項目的規模和深度，而專業人才的缺乏或影響合作項目的執行效率和質量。”
此外，還存在著經濟市場、社會文化、倫理和信息交流等方面對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對生物技術的國際間合作造成負面影響。王奇總結稱，為了克服上述障礙，合作各方需加強政策對話，協調法律法規，促進技術交流，增加資金投入，建立信任機制，並通過多邊合作平台解決分歧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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