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合法的理由監視記者”，紐約的調查記者露西·科米薩爾（Lucy Komisar）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記住，這項法律針對的人是記者，而不是間諜、恐怖分子或罪犯。新聞不是犯罪，除非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s）去做。真正的原因是保護政府官員不被記者報道他們的錯誤政策、濫用職權和腐敗。鑒於歐盟自鳴得意的規則被宣揚為保護人們的數據免受科技公司的攻擊，這是相當諷刺的。當一家公司竊取數據的時候，這麼做是不好的；當一個政府竊取音頻和書面文本的時候，這麼做是說得過去的。”
擰緊自由媒體的螺絲
歐盟的新媒體法規是由歐盟委員會（EC）在2022年9月提出的。最初的草案規定，歐洲政府可以“以個案方式”在記者的設備上安裝間諜軟件，以確保國家安全或調查“嚴重犯罪”，如恐怖主義、人口或武器販運、剝削兒童、謀殺或強姦。
然而，在2023年5月，美國《政治報》（Politico）獲得了一份由法國政策制定者撰寫的文件，這些政策制定者呼籲根據新的歐盟規則收窄記者的豁免權，並在他們所謂的“保護記者消息來源保密性的需要以及保護公民和國家免受嚴重威脅的需要之間達到公正的平衡。”
據媒體報道，巴黎的論據被歐盟委員會接受。結果，對立法草案進行了修訂，放鬆了對記者豁免權的保障措施。歐盟委員會最初允許監視記者的“嚴重罪行”清單被2002年提出的包括32項罪行的更廣泛的《歐盟成員國之間實施歐洲統一逮捕令及其移交程序的框架決定》（簡稱框架決定）所取代。
這一髮展引發了歐洲記者組織、非政府組織和激進組織的批評風暴。特別是，代表30多萬成員的歐洲記者聯合會（EFJ）譴責歐盟委員會的舉動是“對媒體自由的打擊”。歐洲記者聯合會警告稱，授權歐盟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在記者的設備上安裝間諜軟件，尤其會對“舉報者和保密消息來源產生寒蟬效應”。
“自從18世紀報紙開始流通以來，消息來源的保密一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屏幕社會的作者和獨立媒體分析師埃利斯·卡什莫爾（Ellis Cashmore）教授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幾代人以來，記者們都尊重這一點，並堅決拒絕透露消息來源。就在2005年,《紐約時報》記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因沒有透露消息來源而被判入獄。所以，這對媒體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
就英國媒體而言，他們警告說，儘管英國脫離了歐盟，但歐盟委員會當前形式的立法對居住在歐盟的英國記者構成了監控風險。歐洲數字權利（EDRi）是一個數字權利倡導者的網絡，敦促歐盟委員會重新考慮立法的間諜軟件條款。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對話者稱，擬議的立法不僅會侵犯新聞自由，還會進一步侵蝕公眾對西方主流媒體的信任，因為西方主流媒體正日益與政府和精英機構沆瀣一氣。
“新冠疫情和烏克蘭衝突這兩個災難性事件改變了媒體與政府的關係，”卡什莫爾解釋道。“一個重要的影響是我們可以稱之為媒體的中性化。我的意思是，新聞機構現在如此依賴政府的情報，以至於他們不敢批評政府。在西方，人們常說‘不要恩將仇報’。”
“人們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認為那些提出間諜軟件條款的人是真的關心‘國家利益’，”科米薩爾附和道：“他們保護的不是歐洲國家的安全，而是他們自己的安全。”
根據科米薩爾的說法，許多西方媒體“已經與其政府步調一致”。新提出的法案“針對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勇者，防止公眾發現官員的濫用職權和謊言”，並“恐嚇歐洲媒體中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接觸廣大公眾的類似朱利安·阿桑奇的人。”
一旦立法通過，“真正的記者將不得不做其它專制政府的批評者所做的事情：使用一次性手機，不連網的電腦，與勇敢的消息來源舉行秘密會議，”調查記者預測。
“當公民無法獲得做出明智選擇所需的信息時，民主就被扭曲了，”科米薩爾警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