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可以給貝爾伯克提出一個關於干涉對外經濟領域的嚴重問題：您將如何打破歐盟、德國、其他歐洲國家和世界第二經濟體之間幾十年來發展的分工？貝爾伯克談到了對俄羅斯的依賴模式——它是天然氣、石油、煤炭。而對中國的依賴不僅僅是原材料。這是一種對現有合作模式的依賴。敦促德國效仿美國，在中期選舉前夕，美國決定禁止向中國供應高科技零部件。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德國經濟的損失將比德國制裁俄羅斯的損失大得多。因此，要麼是現實中的貝爾伯克對經濟現實和現存困難的認知有問題，要麼是有人在向她施壓。
貝爾伯克決定重申自己在外交政策中以價值為基礎的立場，這很可能與經濟和政治規則和法律發生衝突。畢竟德國聯合政府對華的官方政策是夥伴關係、競爭關係，而有關中國是價值觀方面的競爭對手僅排在第三位。”
“德國外長的這一觀點並非首次出現，無論是去年下半年大選期間，還是在三黨聯合執政協議里，綠黨的觀點都體現地比較清晰。包括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也表達了對華政策強硬的態度，並釋放出明確的信號。
德國在二戰後能夠迅速成為世界大型經濟體之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貿易立國政策。包括冷戰時期，德國拋棄意識形態衝突，實實在在通過貿易加深與國際社會的往來，進而上升到政治合作，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這也為德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贏得國際尊重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自俄烏衝突以來，德國對自己的外交和經貿政策都進行了反思。德國越來越將意識形態和泛化的國家安全概念置於社會經濟發展之上，認為經濟是價值觀抱團的一個附屬品。
有法國研究學者曾表示，全球化的兩大贏家是中國和德國。這側面反應了中德發展貿易往來是互利共贏的事情。德國現在將對華貿易的依賴渲染成中國對德國的某種經濟脅迫，我認為是德國人的一種臆想，是非常狹隘的思維方式。我個人判斷可能是更多的受到了美國話語的影響，而這對於德國的下一步發展，特別是社會經濟民生的發展，不一定是利好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