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在訪問東京期間的新聞發佈會上做出了上述表態。拜登表示，他回到美國後將馬上同財政部長耶倫討論降低甚至取消一些對華關稅的問題。這是拜登第一次直接談到目前對華產品的關稅。不過美國總統也沒有放過機會澄清，他本人並沒有引入任何關稅，而是上屆政府遺留下來的。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對華貿易戰的高峰期，將幾乎所有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都囊括在了保護性關稅之下。在他總統任期結束時，他與中國簽署了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求中國在兩年內購買美國產品的金額為在 2017 年基礎上至少增加2000 億美元。特朗普雖然馬上取消了一小部分關稅，但絕大多數關稅仍然保留了下來。特朗普解釋說，這是為了保持對北京履行義務的影響力。中方形式上沒有履行協議，但時出於無法控制的原因。 COVID-19 疫情、能源價格波動、供應鏈中斷都使中國無法將採購量提高其最初 2000 億美元目標的 60% 以上。
與特朗普不同，拜登政府選擇放棄突然行動，順其自然。一方面，華盛頓沒有因中國未能遵守第一階段協議而採取報復行動。另一方面，先前的關稅也未取消。而且情況變得更糟了。如果說特朗普批准對數千種商品的關稅延期以防止美國經濟嚴重下滑的話，那麼拜登在延期結束時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此前僅宣佈將恢復約300種商品的關稅豁免。
不過，現在美國政府下一步如何行動問題上存在分歧。經濟集團——財政部和貿易部——主張取消關稅，或者至少是大幅降低關稅。他們聽到了從未只吃過關稅政策的企業代表的聲音。此外，正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所說，關稅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通脹形勢，這已經打破了所有記錄。而美國貿易代表和國家安全顧問堅持維持原有關稅，避免對華示弱，應繼續對北京施加最大壓力。
市場對拜登關於可能做出讓步的表態的反應很好地表明瞭白宮通過發動貿易戰取得的實際效果。可以說，亞洲市場根本沒有理睬這一消息，而美國市場則相反，較此前活躍。最渴望取消關稅的是美國公司。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卞永祖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美國的這項政策對美國本身造成的傷害比對中國更大。
卞永祖專家說：“是的。從關稅角度來看，美國明顯更加需要中國的商品，提高對華商品徵收的關稅不僅沒有過多影響到中國經濟，反而給自己帶來了不少問題。當前美國國內通脹嚴重，對美國經濟包括企業的運行都造成了巨大壓力。而且美國是金融化程度非常高的國家，通脹上漲對美國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也是一種巨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但凡有利好消息放出，比如有可能會降低對華商品徵收關稅，投資者就可能會認為美國的商品供應會增加，推動通脹下降，減輕金融市場的壓力。所以美國股市會表現比較積極。
“亞洲國家大部分都是製造業國家，關稅變動帶來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再加上亞洲經濟金融化程度沒有那麼高，更多的是依靠實體經濟，所以消息放出來後對亞洲股市的刺激作用明顯更小。我認為這也可以說明，亞洲股市相對美國更加健康一些。”
2017年就在貿易戰開始之前，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為3750億美元。到 2021 年這個數字已達3965 億美元。儘管被加徵關稅，中國並沒有停止向美國出售商品。一是多年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主要生產基地，接管了絕大多數生產和工藝流程。因此，某些類型的產品現在的確只在中國生產。此外，中國對美國出口很大一部分是美國製造商用來生產成品的中間產品。結果關稅最終落在美國消費者而不是中國供應商的身上。
對華貿易政策問題正逐漸從外部轉向國內。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即將到來。在此期間民主黨人將不得不竭盡保持多數席位。為此拜登政府需要解決當前的主要內部問題——抑制通脹。在不進行大規模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下相對容易地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取消關稅。據皮特森世界經濟研究所稱，這會立即將通貨膨脹率降低近 1%。不過，如果貿易政策放鬆，本屆政府將不得不向參議院的鷹派解釋他們為何放鬆對華壓力。這也將給民主黨人帶來一定的政治風險。
至於亞洲市場，早就適應了中美貿易戰。中國成功實現了貿易多元化：東盟國家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更重要的是，與美國不斷擴大的貿易不平衡表明北京並沒有受到關稅的太大影響。當然從整體上取消貿易戰，可以為美中矛盾的緩和提供積極的推動力。這樣一來，那些現在被迫在兩個最大參與者之間保持平衡的亞太地區國家會感到輕鬆一些：既不要激怒自己的主要政治盟友美國，也不要冒犯自己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