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能夠有效地分配資源，這已不是甚麼秘密，因此企業驅動的創新可以快速擴展並在不同領域實施。然而這種模式只有當不對企業設置人為障礙之時才行之有效。美中對抗從貿易和經濟，逐漸發展到技術層面。華盛頓開始將最成功的中國公司，特別是華為、海康威視、商湯科技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合作夥伴為這些公司提供零部件、軟件和其他技術；美國投資者也被禁止投資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由此可見，在對華企業上，美國明顯開始了反規則的博弈。顯然此時中國企業開始需要獲得國家支持。此外，在技術“脫鈎”的條件下——當美國試圖將中國與現代基礎技術隔離開來的時候，北京不得不思考如何確保技術獨立。新的中國發展五年規劃（至 2025 年），計劃研發投資每年至少增加 7%。此外，這些開支的很大一部分應該用於基礎研究。
傳統上講，世界各地的企業都不願意投資基礎研究。因為此類研究需要大量資金，而又不知何時以及如何獲得回報。當然全世界都看到了像 Elon Musk 的 SpaceX 如此成功的私人基礎投資的典範。儘管如此，在美國、歐洲和中國，基礎科學的主導角色仍然由國家扮演。 《科學技術進步法》的新修改版使這一角色法律化。當然，與美國的對抗已經成為強化國家參與的重要原因。儘管如此，正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志民所說，中國的科技領域本身也需要改革。王志民專家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解釋說：
一方面，中國目前在國際上受到包括美國在內一些發達國家的科技打壓，繼中美貿易戰後又是科技戰，特別是美國的長臂管轄，促使我們加快了科技創新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國科技的發展也確實到了需要改革的節點。目前存在很多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例如採用管理行政幹部的方式來管理科研人員、科研經費的報銷流程過於繁冗等等，這些都牽扯了科研人員的部分精力，甚至影響對科研課題的積極性。當前激發人民的創造力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體現之一，對此需要從體制上給予一定的保障，特別是體制的改革。這也是我國逐步完善技術發展模式、加強規章制度管理的一個過程。
中國政府目前的措施旨在克服目前遇到的瓶頸，提高本國科學和創新的競爭力。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一方面擁有巨大的優勢——擁有可以訓練人工智能系統的大量數據。另一方面，中國在軟件和硬件上仍然依賴美國。最著名的開源機器學習平台是美國的研究成果。芯片和半導體，不僅為人工智能所必需，而且是所有現代電子產品所必需的——這個市場也由美國控制，並千方百計被其用作政治指揮棒。
中國面臨著一項艱巨的任務——在最短的時間內突破多項基礎技術。王志民專家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利於調動資源。王志民專家接著說：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些重大科研項目上可以採取舉國體制。當然，比如美國的曼哈頓計劃也是集結了優秀的科學家，動員了10萬多人參加。實際上大型科技項目往往需要通過政府行為把科研人員和科研單位集結起來共同合作，而中國的制度優勢非常明顯，更容易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科技的發展。我們也希望通過這一優勢為科研創造更好的環境條件，吸引各國的科學家與中國開展合作，為世界的科技發展做貢獻。
最後，企業角色的一定局限性還在於，當所有進展都外包給私人資本時，產生積極效果的同時，也會帶來消極的副作用。不妨以金融科技公司為例。這些公司一方面顯著增加了為民眾提供的金融服務，同時改變了用戶體驗。在短短幾年內，人們大多轉向無現金支付，開始積極使用電子商務平台。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通過在消費者和小額貸款領域的積極擴張以及壟斷行為為其活動提供資金。這種策略限制了較小參與者在市場上的競爭。這給民眾帶來了陷入債務陷阱的威脅。對於整個金融體系而言，存在信用風險，因為作為事實上的銀行結構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受銀行監管。因此，有必要對其活動進行整頓，以免產生負面影響。
企業創新的利與弊有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實質上，目前是在沒有放棄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同時，北京開始加強國家對經濟過程和創新的控制。在中國正經歷與尚未結束的 新冠疫情以及同一些西方國家政治對抗有關的負面外部現象的困難時期，這樣做是必要的。
12 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中國經濟的三大問題——需求收縮、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從市場前景來看）。因此，明年將把穩增長、確保社會各階層和諧發展作為重點工作。顯然，對科研和創新不會吝嗇金錢。但北京會確保科學發展的平衡性，首先滿足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