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開始了數字銀行首個牌照的發放過程，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共發放了5個數字銀行牌照。僅僅過了5年，騰訊集團發起設立的私人銀行微眾銀行（WeBank）已經服務了2億多人，而阿里巴巴集團設立的網商銀行（MYbank）已經為2000多萬名中小企業代表提供服務。這是麥肯錫咨詢公司（McKinsey & Company）在名為《追隨新一代亞洲數字銀行》的報告中所援引的數據。
2019年數字銀行超出了中國大陸的邊界，台灣獲得了3個數字銀行牌照，香港獲得了8個數字銀行牌照。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開始逐步加入中國大陸的數字銀行。泰國和巴基斯坦也計劃在數字銀行方面向鄰國學習經驗。
日本不存在專門的數字銀行牌照，但該國早在2008年就出現了首家只存在於智能電話中且沒有任何實體支行的網上銀行Jibun，它擁有綜合銀行執照。這家銀行在運營5年後開始盈利。
當然，歐美有著開始利用數字化的成功例子，比如：德國N26銀行、瑞典Klarna銀行、英國 Revolut銀行、美國 Stripe以及Robin hood在線支付體系。但西方消費者不太習慣於此類銀行服務。許多人使用信用卡，美國迄今都存在支票系統。
“亞洲的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經濟態勢強勁，同時也正在成為人工智能應用巨大潛力的搖籃，尤其是東北亞地區具備技術超前的優勢。所以我想這一次亞洲可能要走在其他發達國家的前面。”陳鳳英解釋了亞洲數字化趨勢遠比其它地區高的原因。
實際上，目前遠非所有亞洲數字銀行都取得了成功。因此，在趨勢轉變為整個銀行體系的變革前，還有很長的時間。陳鳳英認為：
“我認為短期內變化不會太大，無論是數字經濟還是數字貨幣，都是中長期甚至是長期趨勢。因為數字化存在一定的安全漏洞和風險，其背後首先需要技術的突破，才能支撐住我們說的數字銀行，包括中國現在測試的DCEP也是如此。而且數字化這一問題可能會先從一個國家開始，然後再逐步擴大到地區，最後再延伸至全球。所以短期內我們應該還只是處於探索階段，為中長期的發展趨勢而準備。”
儘管銀行的數字化過程不可能很快，但值得指出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加快這個過程的強大推動力。按照波士頓咨詢集團(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20年12月的報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東南亞三分之一客戶的手機銀行的使用頻率高於疫情爆發前，四分之一的客戶現在計劃比疫情爆發前更少去銀行。
當然，西方國家中的封城和隔離也對在線支付的使用產生了影響。可以說，疫情已經啓動了新常態的出現過程，而這意味著，銀行數字化可能不再是人們難以習慣的甚麼現象。亞洲經驗完全可能影響其它地區銀行體系的數字化，雖然速度不是極快。陳鳳英認為：
“我認為亞洲是世界的未來，這並非我們自大，而是因為世界本身就是與時俱進的。我們可以看到，疫情期間亞洲經濟增長依然是世界最高，尤其是東亞經濟實現了0.9%的正增長。所以在亞洲的貨幣問題方面，我想我們還是要朝著合作協議的方向前進，把亞洲地區先穩定住。但是我們要清楚亞洲仍然是美元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專家還指出，“只要亞洲做出一點動作，美國肯定會有最快的反應。那麼在亞洲與世界一體的背景下，我想事情還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發展至成熟階段。目前大家確實都還沒有做好準備，未來金融的合作也將走向數字貨幣或者數字銀行的方向，當然我認為數字銀行的內涵還是貨幣問題。考慮到格局在發生變化，傳統銀行的地位要下降，商業銀行可能將不再存在，所以我感覺這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
越來越多的國家出台監管措施，這個事實是亞洲地區的數字銀行系統逐漸開始鞏固的另一個指標。如，去年年底中國發佈了《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旨在規範管理與數字銀行系統有關的風險，以及《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