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這次審判死人已經不是世界歷史上的首次先例。在公元897年，羅馬舉行了一場可怕的庭審，史稱“僵屍審判”。當時羅馬教皇司提反六世安排審判9個月前死亡的前任教皇福莫蘇斯的屍體。那次庭審遵守了所有外在形式：半腐爛的前任教皇屍體倚靠在被告席上，甚至接受“質問”（坐在屍體旁邊的神職人員充當“律師”，代替死者回復各項指責）。結果前任教皇福莫蘇斯的屍體被判處絞刑，之後被扔進了台伯河。
幾百年後的2010年1月，類似情景在基輔上演：他們組織了一次針對前蘇聯和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過世的前領導人的審判大會，指控他們製造了20世紀30年代的的大飢荒——烏克蘭人稱之為“種族滅絕性的大飢荒”（Holodomor）。當時距離首輪總統選舉只剩下幾天的時間了，時任總統維克托·尤先科明白，他可能連第二輪選舉都進不了，但他非常想作為審判斯大林本人的總統而寫進歷史。
而今烏克蘭想再次舉行一次針對斯大林和貝利亞（在前蘇聯領導層中負責內務與國家安全）的審判大會，但這次審判的是1944年克里米亞韃靼人遭驅逐的案件。目前的烏克蘭當局比尤先科10年前擁有的時間更多，因此庭審準備的時間更長、規模也更大。早在2015年12月就按照烏克蘭刑法典第442條（種族滅絕）提出了刑事案件。一年後法庭允許對受害人的詢問開展庭審前行動。2017年烏克蘭檢察院開出兩名嫌疑人的名字：約瑟夫·斯大林和拉夫連季·貝利亞。幾天後，烏克蘭檢察院在政府報上彙報說，檢察院已經向上述人士送達這些懷疑。至於檢察院究竟是以何種方式成功做到這一點的，就成了謎。這不，日前甚至正式為斯大林和貝利亞提供了國家律師……
當然，在正常的法制國家，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案件甚至根本到不了審判庭。正是為了防止庭審變鬧劇，與死人相關的案件存在明確的慣例：對犯罪事實提起刑事案件，開展調查程序，在調查程序過程中法庭偵查員查明嫌疑人，確定死亡事實，與檢察院就上述問題協商後撤銷案件。烏克蘭一向如此，但只有在斯大林不是嫌疑人的情況下才這樣做。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斯大林這個歷史人物赫然名列潛在被告之列的情況下，審判程序有另外的方式。
從被指定為斯大林辯護人的安德烈·多曼斯基的評論來判斷，烏克蘭偵查人員只是在假裝自己不清楚前蘇聯領袖斯大林已經過世的事實。“我們的案件卷宗中沒有斯大林的死亡證明，可能對偵查人員來說，他仍然活著”，——多曼斯基解釋說。當多曼斯基被問及，他是否是首次被迫為死人辯護？他確認：“倒不如說，這是我為年滿141週歲的客戶辯護的首次經歷。”您可以看出，不僅是偵查人員，就連律師都在假設，斯大林比所有活人都活躍。
從原則上來說，針對前蘇聯領袖的新法庭的判決已經清楚。基輔當局再度以此上演政治秀，就像30年代大飢餓案件的庭審一樣。所有這一切的演出為的是甚麼，人們也一目瞭然。基輔多少次都在利用蘇聯歷史上的悲劇之頁，通過這種古怪的方式，試圖煽動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不滿。從克里米亞逃往烏克蘭的所謂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國民會議”一直都在這麼成功運作。
實際上，早在蘇聯時期，就在官方層面上對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制流放（就像強制遷移人民的其他情況一樣）進行了譴責。當代俄羅斯也確認為遭到鎮壓的所有人民和民族恢復名譽。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不久前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稱這類強制流放是“我國歷史上悲慘、沈重、黑暗之頁”。
要知道，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可以在法庭的層面上審理20世紀所有強制遷移的事實。現已弄清，克里米亞韃靼人被強制流放遠不是規模最大的悲劇。而且，不僅是斯大林，美國、英國、波蘭、捷克和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當時的領袖豈不是都應該被挖墳掘屍，再把屍體放在審判席上審判。
照直說，在二戰結束後，規模大得多也殘酷得多的德意志族人被強制流放是二戰戰勝國達成共識的結果。而且，這種情況也像“斯大林式的強制流放”一樣，以爭取避免可能導致更大犧牲的民族衝突來解釋。當我們回憶起波蘭烏克蘭人遭到強制流放或者加利西亞波蘭人遭到強制流放時——不知怎麼的，迄今也沒有人提出讓他們重返歷史祖國的問題（就像對克里米亞韃靼人所作的一樣）。
規模最大也最血腥的民族遷移當屬1940年代英屬印度分離時的“互換居民”。當時共遷移了1400萬人（比被強制流放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多幾倍），死亡和失蹤的人如果不以幾百萬計，至少也以幾十萬人計。但英國歷史學家傾向於回憶“斯大林時代的民族強制流放”，而不是回憶這段由倫敦導致的大規模悲劇。而且，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都保留著英國強制人民遷移的作法，強制遷出了查戈斯群島的所有居民。
不知為何，沒有人想到懷疑西方當時的總統和首相，對他們進行“審判”。值得重復的是：強制人民流放的任何做法都是可怕的悲劇。但按照當代法律和法典，審判歷史上的活動家——這是對司法制度、歷史和常理的嘲弄。
作者：烏克蘭政治學家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