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對幾乎所有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徵收關稅。之後，美國切斷了中國領先技術公司的技術以及芯片、軟件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供應鏈。最近，美國政府又發佈了另一項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與中國軍事機構有任何聯繫或被其控制的中國公司。就在中國正在逐步壓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條目，正在取消對外資在銀行、保險、金融部門和汽車行業中所佔份額的限制之時，相反，美國正在將自身經濟活動從與中國的合作中分離出來，並鼓譟讓兩國經濟完全脫鈎。
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很不順暢，但為甚麼西方企業仍會追加對華投資？中國經濟已經顯示出其韌性以及迅速從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危機中恢復的能力。在目前的條件下，投資者沒有太多選擇，因為根據預測，中國將是年底前唯一出現GDP增長的G20國家。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外國直接投資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中國的投資和商業環境正在改善，中國政府正在採取有針對性的政策來吸引外國投資——所有這些都超越了某些西方國家為商業活動設置的政治障礙。
盧進勇主任解釋說：“我認為有以下四方面原因：一是經濟發展的前景比較樂觀。儘管我國經濟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但是目前已經逐漸開始恢復，走出了一季度和二季度的衰退。中國的經濟有一種韌性，不僅國內市場較大、經濟基礎較好，而且宏觀政策總體上比較健康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預期中國的經濟形勢向好，那麼他就會繼續追加投資；二是投資環境或營商環境具有競爭力。改革開放41年來，我國在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政策法規，能夠保證我們的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是規範的、有法可依的。再加上近來政府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使其更加法制化、國際化、規範化，可以說我們的營商和投資環境是越來越好；三是在政策層面積極支持外商來華投資。比如在高科技行業以及一些特定的園區，我們都有落實相關的扶持政策。同時簡化外資進入的手續，提高辦事效率，讓外商進入中國後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四是外國企業的私有制，決定了企業掌握自主權。政府限制對華投資或者鼓勵企業從中國撤資，都只是一種號召，不能替企業做決定。比如特斯拉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去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政府遊說企業停止對華投資或撤資，但是特斯拉仍然堅持前來中國，並且一投就是70億。這就說明外國的企業制度導致了他和政府的政策之間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因此仍然有相當規模和數量的外國投資進入中國，甚至保持一定的增長。”
在中共中央最近召開的一次全體會議上，中國宣佈了建立本國技術能力並實現獨立於其他國家技術的目標。此外還概述了新的“雙循環”戰略，即更多地依賴內部資源和內部市場的潛力來確保經濟增長。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將與外界隔離。相反，“雙循環”旨在讓中國進一步發展與外國夥伴的合作，並繼續增加本國經濟的開放度。內外循環應當相互支撐。解決中國國內問題，需要轉變增長模式並提高自身的技術實力。
盧進勇主任接著說：“我國在科技方面是走過了第一階段，即引進、模仿和學習階段。雖然今後可能在某些領域仍然需要引進學習，但是這一階段基本是過去了。目前我們進入到了在若干領域與西方並行的階段，在一些領域有自己的特色，屬於前列梯隊，比如電力、核能、中醫藥等；在一些領域則與西方還有一定差距，比如芯片、發動機、制藥研發和航天等。我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的創新中心，只不過不是最主要的創新中心。那麼下一個階段我想可能還需要經過5~15年的時間，中國將逐步成為一個全球主要的創新中心。我國將創新作為國家戰略，通過創新來節約資源和要素，推動經濟的發展。”
在本屆金磚國家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談到了共同促進創新的重要性。實踐表明，僅靠技術進步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實行的吸引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的政策，從許多方面確保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供應鏈的全球化使一個國家只專注於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領域。
盧進勇專家認為，儘管中美技術對抗的趨勢仍在繼續，但若拜登贏得選舉，貿易和技術的矛盾會被削弱。兩國不可能完全脫鈎。中國公司需要美國市場，而美國公司則需要中國市場。實際上，統計數字也證實了這一點——儘管存在政治矛盾，但資本改變不了追求利潤的天性，而且兩個經濟體的相互融合也在不斷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