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者們得出結論的依據是，微信中47個最有影響力官方賬號中的29個，都這樣或那樣地與中國政府有關聯。而且，去年根據美國樣板所通過的《澳大利亞外國影響透明計劃法案》並不起實際作用。分析家們就此敲響了警鐘。
給人的感覺是，兩黨都想通過鼓吹中國介入選舉，對可能的政治失敗、引開居民關注現有問題而尋找簡單的解決方法。北京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 劉樹森這樣認為。
他說："不能因為‘微信'是中國公司的產品就拿‘微信'來說事。澳大利亞在選舉中也會使用Facebook和推特，包括澳大利亞本土也有很多這樣的社交軟件。只要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用甚麼軟件進行溝通交流都不應該被指責。華裔是一個民族的身份，但是華裔在澳大利亞社會的不同階層工作，他們也不是只有一種選擇，他們也有個人的傾向，主要以個人的需要來進行選擇。如果過多的炒作微信，是把選舉中最重要的問題轉移了。選舉中關鍵問題在於執政黨能不能給社會做出貢獻。對於澳大利亞來說，現在經濟和對外關係的問題更重要。至於說利用‘微信'平台散布假消息，這是法律問題，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來解決，不能因為‘微信'是中國的公司提供的產品而過於誇大。"
代表民主黨參加美國總統大選的希拉里·克林頓，也曾使用過類似的藉口。幾乎馬上在失敗後，就開始宣傳是俄羅斯介入了美國大選。似乎有一些俄羅斯的網絡公司，在社交網站上以美國人的身份設立虛假賬號，宣傳有損民主黨候選人的欺騙性信息。但是，並沒有甚麼實質性證據，指出此類攻勢影響到了大選的結果。
澳大利亞有關"受中國影響"的故事肇始於反對派-工黨議員鄧森(Sam Dastyari)的離職。有人指控他為親中路線搞院外活動，但是，並未拿出鄧森與中國政府有關的任何證據。只是，中國商人黃向墨曾為工黨基金有過捐助。這導致鄧森反對派的不滿，最後，這位年輕的政治家不得不離職。
不能排除受到了美國的影響。今年3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在福克斯新聞電視台曾談及對中國政治影響增長的憂慮。他認為，中國對民意施加影響的路線，並不局限於美國，還擴散到澳大利亞和其它盟國。澳大利亞在很大程度上拷貝了美國針對外國夥伴的方法：通過類似的《外國影響透明計劃法案》，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藉口，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似乎，澳大利亞在繼續遵循美國的路線，在本國的內部問題中加入外國介入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