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計劃經濟逐漸轉變為市場經濟，保留政治制度，由國家管控改革以及市場機構接受管控--這是中國40年來堅持的所謂的"漸進主義"的方法。根據大多數專家的意見，中國的改革非常成功。與立即推行市場改革和價格自由化的俄羅斯不同，中國向市場過渡沒有引起社會休克。
而俄羅斯90年代初市場改革的設計者們則聲稱，蘇聯不可能走中國的漸進主義道路。俄羅斯已經完成工業化，98％的人在國有企業工作，除了"從上面私有化"，別無選擇。而當時的經濟形勢如此糟糕，以致不能繼續拖延價格完全的自由化。
然而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都沒有對經濟體制如此迅速崩潰做好準備。一夜之間有人變得富可敵國，而更多的人則變得一貧如洗。國家機構，包括財政機制，沒有得到相應的調整。其結果是，經濟增長遠遠低於其潛力，國庫少獲巨額稅收--六年的改革換來的是1998年的危機--國家宣佈喪失償還政府短期債券的能力。
相反，來自中方的與會者批評了全面和瞬間市場自由化的模式。他們認為，進行這種經濟轉型的國家會因此失去所有競爭優勢。結果，只有那些經濟強國才能從這種自由化中獲利。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世行前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專訪時指出，中國有著原則上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國家投資模式。這使得中國難以受到外部衝擊。
林毅夫說："我想中國政府的好處是，中國政府對經濟的狀況很熟，並且每個月都在跟蹤經濟的實際形勢，每個季度、每半年、每一年都在跟蹤經濟動態。他們如果看到任何苗頭，就開始採取措施，比如說你剛講的地方政府的負債，中國政府提出去槓桿的時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個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減成本、補短板。"去槓桿"就談到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要減少債務，減少債務最害怕黑天鵝事件，所以過去是由地方投資平台跟銀行借債，現在改成由地方政府發建設公債，然後來置換來自銀行的債。這有甚麼好處？借債是短期的，建設公債是長期的，這可以克服所謂中國地方政府做長期投資再用短期債務來支持長期投資的期限不配套的問題，但是我們如果用地方政府的公債來支持長期投資就沒有這個問題。中國政府總是關心經濟的實際狀況，如果哪個地方有風險，就想辦法解決，這也是為甚麼中國是過去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西方專家認為，中國的老一套將無法繼續刺激放緩的經濟增長。2008年危機到來時，中國政府利用信貸刺激經濟增長。而中央政府沒有積累太多的債務。主要的債務負擔落在了負責社會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地方政府身上--正是它們必須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率負責。然而現在的信貸規模似乎已經達到了許多地方政府甚至難以償還現有債務的程度，更不用說再去增加信貸負擔了。林毅夫認為，西方經濟學家人為誇大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在這位中國專家看來，中國的債務負擔明顯低於許多西方國家。
林毅夫說："我想，首先，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中國政府也在想辦法解決。第二，問題的嚴重性可能被誇張了，比如說地方政府的債務，中國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債務總共不到60%的GDP，在全世界算很低的。中央政府的債務大概佔17%，地方政府的債務，包括地方投資平台等目前並不是從政府財政預算而是從地方政府設立的公司借錢或跟銀行借錢的債務，佔40%。中國政府借的債跟外國政府借的債有很大不同，外國政府借的債一般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比如說，用於失業救濟、社會保障體系。中國政府借的債主要是用來做投資的，比如說建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城鎮化。那些投資都有資產，那些資產都有收益，而且那些投資可以讓經濟增長得更快。因此如果算那是資產，那麼淨債務比我前面講的57%還要低，如果你把那些資產都算進去，我相信中國政府的實際債務可能低於30%。我並不是說債務越多越好，我們當然要關心債務，但並不是像外國很多媒體強調的--中國負債太高了，他們沒有看比例，沒有看資產，沒有看債務的用處。"
當然不會有一個統一的增長藥方。時間將顯明中國改革家們的正確程度。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他最近的專欄中寫到的那樣，大家都預言中國經濟崩潰，包括6年前。但它仍然沒有發生。因此應該認真對待中國問題。但也接受帶有幾分懷疑成分的危言聳聽般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