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芬蘭就修法運進核武器交換意見，專家：國際社會應警惕日本企圖突破“無核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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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芬蘭國防部長近日訪問日本期間，兩國防長就芬蘭修改法律，轉向允許運進核武器問題交換意見。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日本借外部案例探討“無核三原則”，實為尋找外部案例作為藉口試探紅線。這已非個別言論，而是內閣高官連續釋放的政策信號。一旦日本在“運進核武器”上突破，將嚴重衝擊《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國際社會應持續監督，防止“核冒險”帶來災難。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26日在防衛省與到訪的芬蘭國防部長海凱寧舉行會談，雙方重點就芬蘭修改法律、轉向允許運進核武器的政策交換了意見。當天早些時候，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也與海凱寧舉行會晤，雙方簽署了允許防衛裝備進口的相關協定。由此，日芬兩國在防務裝備合作與核政策領域同時釋放出了明顯信號。
陳洋表示：“芬蘭屬於歐洲國家，基於自身北約成員國身份考量推動相關立法，屬於地區國家安全政策調整。但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全球唯一遭受核轟炸的國家，本應當堅守反核立場，如今主動對標這類政策開展外交研討，本質上是在尋找外部案例作為藉口，為本國鬆動、突破‘無核三原則’尋找所謂國際參照，試探國際與國內輿論紅線。”
日本“無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1967年由時任首相佐藤榮作在國會提出，1971年獲眾議院全體會議通過，此後成為日本政府關於核武器的基本政策。2022年通過的“安保三文件”也明確寫入，堅持“無核三原則”的基本方針不會改變。
然而，近期日本政壇正在密集試探調整這一政策。10月1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稱，“無核三原則”的具體表述“仍有探討餘地”；自今年7月以來，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多次主張“應不設禁忌地討論核武器相關政策”。相關表態持續引發日本國內對核政策發生顛覆性轉向的擔憂。
在此背景下，陳洋指出：“‘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是日本戰後重要的政治承諾。如今日本首相稱該原則表述尚有探討空間，防衛大臣鼓吹無禁忌討論核政策，已經不再是學界民間的個別言論，而是內閣高官連續釋放的政策信號，日本國內不少民眾、在野黨對此充滿憂慮，擔心國家核安全政策發生顛覆性轉向。一旦日本在‘運進核武器’口子上實現突破，無論是走向核共享，還是進一步謀求自身核武裝，都會嚴重衝擊《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框架，攪動東亞戰略格局，加劇地區核軍備風險，損害整個亞太的和平穩定。”
芬蘭修法為日本尋找所謂“國際參照”提供了現實案例。芬蘭議會於2026年6月17日批准《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對核武器過境及出於國防目的在芬蘭儲存核武器的禁令，修正案自7月1日起生效。
日本國內同樣存在明確反對聲音。廣島、長崎兩市議會已通過意見書要求政府堅持“無核三原則”；日本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者團體協議會也發表聲明，強調“核爆受害者不能容許核武器被運進日本”。
在此基礎上，陳洋進一步從三個層面作出分析：
核問題具有高度敏感性。 日本應充分考慮廣島、長崎核爆受害者的歷史記憶和社會反響，慎重對待任何可能削弱無核承諾的政策調整。
運進核武器的風險具有外溢性。 這一政策即使不涉及日本自主擁核，也可能影響地區國家的戰略判斷，加劇安全困境，增加誤判和軍備競爭風險。
日本須履行國際義務。 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日本應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推動核裁軍與核不擴散，而不是只強調核威懾的軍事價值。
日本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無核武器締約國。中國外交部此前明確表示，日本不接受、不製造、不擁有、不擴散核武器，是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不存在討價還價的空間。 因此，日本能否把“不運進”的例外安排解釋為單純的法律措辭調整，國際社會不會僅聽其政策表述，還將觀察後續是否出現美國核力量進入日本、日本參與核共享安排以及核動力潛艇合作等實質性行動。
陳洋總結道：“日本核武器議題升溫，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日本是否修改某一項原則，更是其安全政策將如何在威懾與克制、同盟合作與自主判斷、國家安全與地區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只有堅持透明決策、加強地區對話並避免核武器問題政治化、軍事化，才能減少戰略猜疑，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國際社會應當持續監督日本恪守《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義務，敦促日本切實堅守無核承諾，恪守歷史教訓，防止核冒險給東亞乃至世界帶來不可輓回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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