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年傳統的中國學：俄羅斯如何研究偉大鄰國
2023年2月24日, 17:42 (更新: 2023年2月27日,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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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研究中國問題已有數百年歷史，而漢學也理所當然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俄羅斯設有一些世界級的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科研分析中心，有不少基礎性項目，對我們東方鄰國現代進程的鑒定也在不斷發展。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科學主任、《俄羅斯的中國學》主編亞歷山大·盧金就俄羅斯的中國學的前世今生，與衛星通訊社進行了交流。
上周，在今日俄羅斯國際新聞社國際新聞中心舉行了《俄羅斯的中國學》學術雜誌推介會。這份雜誌，有望成為俄羅斯國內外學者們發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其成立，是俄羅斯有關中國學術界的象徵性事件。在俄羅斯，中國曾經是、還將是國別學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在不久前，俄羅斯還沒有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刊物。亞歷山大·盧金認為，中國是俄聯邦最為重要的夥伴，值得特別關注。
他說：“我不好意思說的太深，畢竟我本人是雜誌主編。確實，俄羅斯沒有此類雜誌。當然，不是說我們針對每個國家都有雜誌。但中國是大國，是傑出的國度，是我們在世界上的主要貿易夥伴。同時，俄羅斯漢學有著悠久的歷史。但要知道，俄羅斯有關於美國和加拿大的雜誌，甚至科學院設有美加所，很早以前已經存在。如果談及我們這個地區，有關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學術雜誌，但涉及中國的沒有，誰也沒想過要創辦這份雜誌。認為已經有了，迄今《遠東問題》仍在出版，但並非僅涉及中國，而是整個地區，關於中國的專門雜誌是沒有的。在沙皇俄國也沒有過，蘇聯時期曾有過兩次創辦中國學雜誌的嘗試，但存在的時間不長。首份雜誌是《中國問題》（1929-1945年），在1930年代出版，但僅存在了6年，後來關掉了。第二次嘗試是《蘇聯的中國學》（1958-1959年），但只出版了4期，後來也關掉了。這些都是時間不長的試驗，我們拭目以待，看《俄羅斯的中國學》能存在多長時間，我們希望時間會更長些，起碼在這方面沒有任何障礙。”
俄羅斯漢學學派，有充分理由可被認為是世界最強漢學學派之一。與其它很多學科一樣，俄羅斯的漢學發展源於實際需要。17世紀，沙皇俄國拓展到大清帝國邊境，1689年兩國簽署了首份涉及中俄邊界的《尼布楚條約》。專家盧金指出，中國是實力強大的國家，與之貿易和構建外交關係，當時需要培訓專家。
他說：“俄羅斯漢學歷史悠久，起碼從18世紀開始翻譯各種中文文件。但初期階段，懂漢語的人很少。由此有了‘中國天書’的說法。‘中國天書’是實實在在的文件，比如17世紀初中國皇帝通過俄國使者轉過來的信函，在俄國外交衙門（1549-1720年）放了數十年無人能夠讀懂。所有人開始說，你給我的是難以弄懂的東西，是‘中國天書’嗎？由此才有了這個比較固定的形容詞。”
這份1618年的書函，由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簽發，交給伊凡·佩特林率領的俄羅斯使團。當時，使團中沒人懂漢語，使臣因此沒能取得明顯的外交成績。1675-1678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任駐華外交使團團長，此人熟通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他終於弄明白明朝時期的皇帝信函，但時間已經過去了數十年。俄羅斯帝國首位沙皇彼得一世時期，才有了對中國的系統性研究，20世紀達到高峰。
專家盧金說：“18世紀彼得大帝時期，俄羅斯在北京設立了東正教使團，同時派出教士、主修中文的留學生和翻譯。甚至還派去畫家，類似於現代的攝影記者，他們繪制出中國人如何生活的圖畫用作呈報。後來，外交部的翻譯們開始翻譯中國的各類著作，目的是研究這個與俄國已建立起關係的國家。蘇聯時期，中國已成為重要夥伴。上世紀20-30年代，蘇聯為國民黨提供援助，統一中國，並成為我們的夥伴。國民黨統一了中國，但最終沒能成為夥伴。莫斯科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共統一了中國，但關係再次惡化。所有這些，都要求必須研究中國，以弄清那裡到底發生了甚麼。1966年，俄羅斯科學院創建了遠東所，但實際上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問題，儘管當時也研究本地區的其它國家，比如日本、韓國和越南，研究對象有所擴大。我們所去年更名，從遠東所變成了中國和現代亞洲研究所。”
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科學主任、《俄羅斯的中國學》主編亞歷山大·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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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沙皇俄國還是蘇聯時期，俄羅斯漢學家都面臨瞭解鄰國結構的任務，幫助國家與其構建起可預測的關係。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第一代漢學家通常即研究中國問題又擔當外交官、從事宗教或經商活動。據盧金介紹，那時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首先源於個人願望。
在學術研究發展和設立單獨研究機構前，首批俄羅斯漢學家是真正的獻身者，他們從事研究完全是出於對中國的巨大興趣。有的時候，他們沒有國家支持或私人贊助，即使有，數額也很少。研究中國問題的先行者是俄羅斯駐北京東正教使團成員，比如伊拉里昂·羅索欣和尼基塔·比秋林等人。比秋林在中國待了13年，據研究，他如此鐘情於中文、歷史和文化學習，以至於忽視了自己的首要傳教工作。俄國和蘇聯著名的漢學家瓦西里·阿列克謝耶夫繼承傳統，甚至在最艱難的偉大衛國戰爭期間（1941-1945年）對漢文學的研究也是不棄不捨。當時，他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圖書、文學手冊和資料來源。專家盧金指出，這種熱情使上世紀90年代困難時期的漢學人才骨幹得以保留。
他說：“我本人1980年代進入漢學圈，開始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任見習研究員。那時我們處有50多人，僅一個處就這麼多人啊！此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還有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他們主要從事現代問題研究，而東方所主要研究歷史。當時的專家，涉獵中國所有階段的歷史，可以編撰整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現在做這個已經非常難了，因為漢學家的數量大大減少。1990年代，漢學研究像其它學科一樣遭受重創，工資太低了。大學畢業後，很難成為學術研究人員，憑工資很難生活。很多人離開學界轉而從事其它領域的工作，留下的通常是上了年紀的人，還有那些非常熱愛自己事業的人，比如我和我的一些熟人，儘管都不容易，但還是‘挺了’下來。”
很多專家離開學術圈，導致俄羅斯21世紀的科學研究斷代，但還是出版基礎性研究成果，亞歷山大·盧金對其中的 一部分做了介紹。
他說：“比如六卷本百科全書《中國精神文化大典》（2006-2021年出版），是我們所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的聯合成果，獲得了國家獎。這部大百科已譯成中文。在俄羅斯，一些專家正在翻譯一些中文古代作品。遺憾的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的娜達莉亞·斯維斯圖諾娃去世了，她將《大明律》翻譯成俄文。現在，我們科研人員安德烈·費多林已把《大越史記全》翻譯成俄文，這是一部古中文撰寫的越南歷史書籍。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基礎性成果。我們雜誌計劃刊載一些現代問題研究成果、摘錄和書評。”
盧金指出，儘管存在一些問題，但俄羅斯學界近年來還是出現了正面態勢。
他說：“現在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資金投入不菲。當然，資金來源與之前相比有所不同。蘇聯時期，國家以工資的形式支付，現在是課題費制，設有一些指標：好的指標，你賺得多些，指標差的拿得少些。原則上，學者可在高校兼職。當然，想恢復一些地方中斷了的傳統和鏈條並非易事。我們力圖吸引年輕人考研究生，同時也在尋找那些四散而去的專家，甚至出國或進入其它領域的專家，想吸引他們回到老崗位。我們試圖變成這樣的漢學核心，期望這本雜誌能夠成為整合性中心，讓漢學家們看到我們有不少並非無動於衷的人。我們有研究所，有可以刊登自己作品的雜誌，即可閱讀同行們的成果，也能瞭解自己領域的新聞。從精神上說，對提高漢學的地位是重要的。我們希望一切都將實現，我們能夠將漢學恢復到原來那樣的高水平。儘管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暫時還沒有之前的那樣全面和綜合。”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漢學學術界的困難時期，恰好與俄羅斯對中國的巨大興趣期相吻合。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潛力和中俄合作的發展，使中文在不同專業大學生中變得非常搶手，一些已經成為專家者在提高班學習漢語。據俄羅斯科學和高等教育部評估，2022年，142所高校中約有2.2萬名大學生在學習漢語。據若干評估，總的漢語學習人數約為6到8萬人。暫時，學中文的人數是有限的，但要知道，中文在俄羅斯已成為5大最流行外語之一。
有關中國知識的普及迫切性也提高了，通過互聯網獲得信息，使大家瞭解中國變得更為便利。越來越多的博主在談論中國旅行、其結構、文化和學習漢語的技巧，同時，中國影視業作品也正在滲透到俄語區。這些趨勢，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的巨大興趣，不可避免地將湧現出新一代嚴肅的學者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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