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最近幾年升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例如,在監管機構宣佈新措施之前不久,離岸人民幣價格上漲至6.3525,是自2018年5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在上海交易的人民幣匯率稍便宜些,為6.3570。但這仍然是2018年5月以來人民幣的最高價。 一方面,在2018年與美國的貿易戰爆發導致急劇下降之後,人民幣逐漸升值可以被視為長期復蘇趨勢。隨後由於多種原因,人民幣開始貶值。一是受美聯儲加息影響,中國經濟增速整體放緩。二是受一場貿易戰前景的影響,當時幾乎所有中國出口商品都受到了關稅限制,市場和國際投資者都很擔憂。最後,2019年新興市場普遍下跌,相應地貨幣也走弱。土耳其里拉、印尼盾、南非蘭特下跌。所有這些因素都給人民幣帶來了壓力,人民幣甚至一度衝破了7元兌1美元的心理關口。沒錯,美國之後急忙給中國給予了貨幣操縱者的地位:似乎北京故意低估人民幣,來減輕美國關稅的負面影響。 然而白宮的這些指責並沒有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 IMF指出,根據其評估匯率政策的方法,中國在任何參數上都不能被視為操縱國。2018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幾乎沒有赤字經常賬戶:到年底順差僅佔GDP的0.4%。而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18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比2017年甚至上升了1.4%。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現在人民幣匯率正在走強有其更根本的客觀原因。
劉英專家說:“一是美元走弱導致人民幣走強。包括美國出台的零利率疊加無限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空前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以及經濟過熱帶來的通貨膨脹,都是導致美元持續走低的原因;二是2021年中美經濟增長預期存在差距。據IMF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將增長8.4%。而美國雖然一季度經濟有所反彈,但是拜登預算案預計今年美國實際GDP增長率則為5.2%。這一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也是帶來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政策層面可能會有傳統美國民主黨有拿所謂匯率操縱國說事的習慣。在經濟復蘇的緊要關頭,不排除拜登方面想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是資金面、貨幣面、經濟面以及政策面綜合因素導致的。當然,中國最根本的經濟實力也是帶來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監管機構通過上調外幣存款準備金率,限制了市場上外幣自由流動的規模。 當然這將導致外幣兌人民幣升值。 當人民幣大幅貶值時,政府採取有限的外匯干預措施來維持匯率。然而人民幣升值也威脅著中國的經濟困難。劉英專家強調,現在匯率的穩定很重要。
她說:“此次央行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7%,我認為是當下必要採取的舉措,能夠有效地防止資金的無序流動或者異常跨境流動。並且短期內可以發揮穩定人民幣匯率的作用。不過長期來看,我們還要觀察背後這些經濟面和資金面等多重的影響因素。我個人判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長期是可以看好的,應該不會出現單邊升值或者單邊貶值的現象。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有利於中國的進口,增強我國的購買力,平衡和優化貿易結構。尤其是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下,有利於進口是毋庸置疑的。並且通過進口迭代進一步來推動出口,也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也會抑制我國的出口,因為這會導致出口產品價格升高,削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給相關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不過我認為伴隨我國企業轉型升級加速,從長遠來看這一壓力會隨著時間逐漸有所減弱。”
中國監管機構還擔心所謂的“熱錢”不受控制地湧入。中國已經吸取了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在那之後,在美國低利率的條件下,資金大量流向了亞洲四小龍市場。此外東南亞出口的增長使投資者對增長前景充滿信心。但當美聯儲突然加息,東南亞國家出口增速下降,資本開始急劇外流,引發了金融危機。顯然,美國不會永遠堅持超低利率政策,因此不排除出現類似情況。 正如專家劉英指出的那樣,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朝著放開利率和消除匯率限制的方向發展。對中國而言,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鑒於資本流動的現有限制,這一過程極為困難。但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問題,目前中國還需努力保持路線的穩定。正如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5月指出的那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適合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