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球運動員李氏姐妹被剝奪代表國家隊參賽權利；MONSTA X主唱柳基現承認部分霸凌指控並表示“深切懊悔”；Stray Kids成員黃鉉辰被禁止代言校服品牌。SEVENTEEN組合的說唱歌手金珉奎稱，自己非但沒有霸凌殘疾同學，還與殘疾同學相處融洽，但他也暫時被禁止演出；韓國足球隊領軍人物之一奇誠庸也被告上法庭。
這一系列的指控和認罪並非偶然。在加速現代化的過程中，韓國沒有時間解決個別“不公現象”，為了在各領域快速取得成績，對許多問題都不得不閉上眼睛。不過，韓國開展民主化進程已經很多年，之前被視為非正式共識的一部分，現在卻已經被視為過時。精英中任何不當表現都會引起憤怒浪潮。從被指控在十多年前存在校園暴力行為就被終生取消參加國家隊比賽資格來看，韓國也明白情況的嚴峻。不過，專家稱，消除所有根深蒂固的“非正常現象”並非易事。
“黑歷史”引起憤怒
中國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鄭栽駿稱：“在排球運隊員被停賽的情況下，應當明白，雖然這一切都發生在很早以前的學生時期，李氏姐妹的負面性格並沒有改變，到現在也還在向外表現。10年前發生暴力事件時，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宣揚或阻止李在英和李多英的暴力行為，所以有很大可能，施害者無需道歉或賠償就將事件掩蓋過去。故而，現在人們感到憤怒，不僅是因為校園暴力，也因為那部分人並沒有改正，仍然在用同樣的方法行事。”
想要成為運動員或進入演藝圈的孩子通常會按照特殊計劃接受教育，他們的性格也是在不一定保障人權的特殊的條件下形成的。他們每天都遭遇暴力，將這看作理所應當的事。
當這些孩子成為名人，問題就開始顯現，他們想向所有人展示自信和光輝形象的願望會遭到普通民眾抵制。人們對運動員和歌手的“黑歷史”感到憤慨，因為他們感覺，在當今韓國社會，要獲得金錢、名氣和一定的權力，只要擁有良好的技能就可以了，其他的品質並不那麼重要。
正是這種矛盾激起了人們對李氏姐妹的憤怒。李多英此前負面評價過韓國隊另一名在國外服役後又回到韓國並與她成為隊友的運動員。她暗示自己受欺負，請求他人停止這種行為，但他人並沒有停下，而這種事情不應當發生。她表示，侮弄人的人可能會覺得開心，而受侮弄的人卻想死。2月7日，李多英突然入院治療，許多媒體猜測她自殺，這在排球圈引起軒然大波。之後，一個論壇上出現受害者控訴李氏姐妹在學校欺凌同學的帖文。
有罪不罰是精英主義的標誌
鄭栽駿教授稱：“由於未因校園暴力受懲罰，李氏姐妹沒有機會意識到她們曾經是施害者，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們長大後遭遇暴力時，卻呼籲承認自己是受害者。”
不過，“Me too”浪潮在李氏姐妹受到校園暴力指控後爆發，不僅是因為韓國法律對體育界暴力行為懲處不嚴。問題在於，許多人看到，兩姐妹成功的體育生涯背後是她們父母的支持 。李氏姐妹的母親是1988年首爾奧運會韓國國家排球隊成員，她們的父親是韓國國家田徑隊成員，至今仍在訓練。很難說，李氏姐妹未受到懲罰是不是因為她們父母在體育界的影響力，不過很明顯，許多韓國人認為這兩者難脫干系。
人們仍然記得韓國前前法務部長官曹國(Cho Kuk)利用家族影響力幫助女兒進入大學並通過實習的醜聞。近年來，曝出的金融和政治精英的孩子被安排進大銀行和國企的案例也令激起民眾憤慨。這些事件讓人產生一種感覺，即在韓國社會，父母的社會地位是孩子成功的關鍵。
打破惡性循環
鄭栽駿解釋說：“鑒於《預防校園暴力及相關措施法》自2012年4月1日才生效，無法對十年以前的事件追究法律責任。同時，如果施暴者只是10來歲的學生，按照保護兒童的法律，即使犯下重罪，他的行為也不會被評估得那麼嚴重，通常不會受懲罰，只是被警告。”
韓國政府宣佈不容忍暴力的方針廣受支持，但是，韓國體育大學教授Woong Yong Ha相信，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重建體育人才培養體系。
Woong Yong Ha強調：“例如，美國正在向大學體育投入大量預算，許多國家隊成員就來自大學。我們也可以從體育運動蓬勃發展的日本學到很多東西。發達國家解決體育界暴力問題也用了很多時間，沒有國家和行業的大量投資，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與此同時，我們用很短的時間（2-3年）就解決了韓國體育中的性暴力問題，因此，不必總是指出韓國落後，而是應當尋求民眾的理解並達成共識。我們所有人都應當展現出智慧，讓使用暴力的運動員不將這種負面的經驗傳給下一代，在幸福體育環境中培養出的自主願望將讓他們取得最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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