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就此指出,普京在當前發出這一呼籲體現了和平姿態和誠意,體現了負責任的態度。
他同時表示,在信息安全或者叫網絡安全的全球合作問題上確實需要重啓,確實需要合作。他認為,現在的問題在於,進入特朗普政府之後,美國在這方面全面停了下來,使得問題變得嚴重。另外,技術的進步使得全球網絡空間的合作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說,類似於像域名的根服務器等的治理機制,在2016年基本上已經有了一個階段性的安排,下一階段主要的問題就是一些具體的功能性領域,而這個功能性領域的特點就是,它不單是一個純信息技術問題,一個網絡空間的單獨的問題,它和大國的戰略、它和國家的日常治理和一些核心的職能相融合,就是所謂的“線上和線下開始融合”。
沈逸認為,這一問題需要各個國家,而且各國最高領導人必須奉行一種對國際合作的積極態度,才能夠展開。 如果有一個主要的行為方,就像現在的情況,美國開始完全圍繞自我中心,搞美國優先的一套,進行能力建設,然後搞雙邊安排,這種能力建設和雙邊安排一看就是帶攻擊性的,而且基本上不尊重其他大國的核心利益需求,將導致其他人都會後退。
沈逸強調,全球網絡空間的形成,其實對於主要行為體之間構建一種信任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要以重建主要行為體之間的信任為抓手重啓國際信息安全領域合作。
他說,現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是技術發展得很快,其次是技術上面的這種商業應用和這種市場化的運用相對滯後,各國都會優先考慮保障本國的安全利益。就是說全球網絡空間的形成,對於主要行為體之間構建一種信任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他解釋說,之所以能夠形成全球網絡空間,是因為大家一開始的時候都相信,信息技術是相對中性的,不會被單獨某一個國家控制。然後有優勢的國家在網絡空間的行動是克制的,不會濫用自己的優勢去威脅其他國家。而且當大家遇到問題的時候,可以有一種多邊機制大家坐下來進行協商,但這三條到美國特朗普政府這兒全被摧毀掉了,“他就擺出了一幅我要佔據壓倒性優勢的這種樣子”,使得其他國家不得不設法應對。因此,要以重建主要行為體之間的信任為抓手來重啓國際信息安全領域合作。
沈逸認為,最終,信息技術的中性化、優勢國家的克制以及多邊協商機制這三個維度應同步推進。但現在已經偏掉了,因為美國已經證明他是個威脅了,而且他幾乎做了所有你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比如說挑戰基本商業遊戲規則,對華為斷供,甚至美國在癱瘓華為供應鏈的時候連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管了,做隨意性解釋,完全不講道理, 甚至到了以美國贏這一唯一規則的地步,其他規則都可以改,已經喪失了信任基礎。
沈逸最後建議,要重啓和開展國際信息安全合作首先要從關鍵基礎設施的防控做起,在各自國家搞好單獨能力建設的基礎上,大國之間在雙邊或者是少邊層面設定一個框架,如中美、中俄、俄美還有中美俄這種雙邊或者是三邊框架,而最終在雙邊或者少邊的一些主要性問題達成框架之後,國際社會在多邊,即聯合國這個平台層面,形成對國家的行為有約束力的一些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