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新發展計劃

中國幾年前發佈了《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按照這份綱領，中國應該在2025年前確保生產本國需求的70%的高科技產品，其中包括生物材料、自動駕駛汽車、半導體等。這份文件引來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如潮批評。華盛頓幾乎把這份文件視為是中國在謀取世界科技領先地位時的全球擴張戰略。說實在的，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談到有必要遏制中國的全球野心時，正是舉出《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為例來說明問題的。

為了不再激化與西方本已糟糕的關係，中國政府有段時間不再公開談論《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放棄了發展本國基礎技術的方針。更何況，當前的外部形勢相反，一直在迫使中國確信有必要“自力更生”，以保障本國的技術和經濟安全。比如，美國最近對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制裁為中國科技巨頭製造了極大的問題。芯片是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設備生產的必要產品，不管是智能手機還是通信基站都是如此，但全世界無論如何都在芯片生產中使用美國技術。不供應這種產品，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就會難以保持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同樣的情況幾乎涉及任何高科技行業，而離開高科技行業，無法想象現代社會的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發佈的《指導意見》更具體地描述了中國應該聚焦進口替代和擺脫技術依賴性的行業和方向。這首先是建設5G網絡和工業機器人技術，發展生物技術和疫苗、民用航空製造新材料、包括智能及新能源汽車在內的綠色能源、數字創意產業。中國互聯網技術專家、資深互聯網觀察家劉興亮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與廣播電台記者，可以說，《指導意見》是《中國製造2025》的延續，但它根據變化中的世界局勢而確定的優先方向更為精准。

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並沒有出現‘區塊鏈’這些詞彙，我想與之相比新的《指導意見》更加全面、與時俱進，可以說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一個2.0升級版本。我們可以看到此次《指導意見》直接聚焦‘卡脖子’問題，指的就是這次中美關係博弈中，美國對我們在技術方面進行‘卡脖子’的行動，制裁我們相關的高科技企業。當然，即使中美關係沒有惡化、中美貿易戰不存在，我們也應該去發展這些行業，只是說“卡脖子”問題是一個催化劑而已”。

中國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11.5%。中國已經轉向新的發展模式——從勞動集約型轉向資本和科技集約型模式。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和微型電路消費國，生產高科技電子產品離不了這兩樣東西。去年，中國進口了價值３０００億美元的芯片和微型電路——比石油的價值都高。但現在當全球經濟走弱時，國際供應鏈處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影響之下，就像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的聲明中所說的那樣，中國需要應對這些挑戰，確保本國發展的穩定性。

劉興亮認為，從遠景計劃來看，這確實將幫助中國取得科技和經濟獨立，但這項艱巨的任務無法快速完成。

劉興亮說：“我認為時間很難預測，因為其中包括很多我們目前的“卡脖子”行業，比如芯片、操作系統等，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在這些領域不光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可能還需要形成相應的生態系統，這都是相對比較漫長的過程。如果一定要預估的話，我想可能至少還需要5-10年。另外，在這些關鍵技術領域，我們不能太過急於求成。”

芯片生產是複雜的技術過程。中國各個公司迄今仍不能生產最先進的７和５納米芯片，這些芯片用在最新款的智能手機中。由於三星（Samsung）、台積電（TSMC）、聯發科技（MediaTek）等世界生產商不是原地踏步，中國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追趕上他們。問題不單是研發芯片本身，而在於生產和設計芯片用的技術和軟件是美國的。因此，哪怕是中芯國際（SMIC）等中國芯片生產商，也仍然可能遭到美國的壓力和制裁威脅。

因此擺在中國面前的任務的確是發展整個循環的基礎技術。為此需要極大資源。２０１４年建立了所謂的“大基金”——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China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 Co.)，迄今為止已經積累了超過３００多億美元，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再吸引同樣數目的資金。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應該刺激發展本國半導體工業領域的基礎研究，支持該領域的大型中國公司。旨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指導意見》還強化地方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重大工程項目的投資牽引作用。《指導意見》中強調，在中國必須達到技術獨立的產業，為此要不吝投入資金和其它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