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
活性原料藥生產企業，是制藥工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有效藥物生產，決定了國家制藥領域的技術水平和醫藥安全程度。迄今為止，中國是國際活性原料藥市場的最大供應國，每年約產300萬噸。據RNC Pharma分析公司資料，2019年，僅俄羅斯就從中國購買了299種原料藥，其中90種是在那裡生產的。“制藥中心”總經理、“合成”和“生物綜合體”公司管理者謝爾蓋·克雷科夫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從實質來說，中國在原料藥市場處於壟斷地位。
他說：
“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巨大，除中國外還有印度。總起來看，這兩個國家佔俄羅斯藥物進口的80%。與此同時，印度也同樣依賴於中國，中國在印度活性原料藥和醫藥中間體進口中佔2/3。印度政府甚至出台專門的計劃，要將依賴性降低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說，問題已經超出制藥領域原料藥的框架之外了，要知道，醫藥中間體生產是一個大的化學領域。”
冠狀病毒大流行將國家邊界關閉，打亂了原有的物流和生產鏈條。從2月份開始，中國制藥企業接連停產。很快，印度也終止了制藥原料供應，禁止與中國藥企聯合生產的26種原料藥出口。據謝爾蓋·克雷科夫介紹，“制藥中心”公司的中國夥伴，在此情況下表現各異，但總體來說，他們盡了自己的能力。
他說：
“大流行開始階段，中國藥企新年後還沒來得及上班就停產了。與具體廠家已有很好夥伴關係的，合作效果都不錯。比如，一家中國公司同意向俄羅斯發出自己活性原料藥的所有庫存。由此，我們公司的原料夠用幾個月時間。但也有另一種情況下，比如武漢一家企業拒絕供應羥氯喹，因為政府禁止將抗COVID藥物外運。羥氯喹是抗冠狀病毒藥物中的組成部分。但在俄羅斯工貿部和中國駐俄使館的協助下，問題得到瞭解決。它們幫助我們找到並快速註冊了另一家中國企業。現在，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的‘生物綜合體’公司已能自行生產羥氯喹了。”
大流行的教訓
俄羅斯國家藥物與實踐研究所所長弗拉迪斯拉夫·捨斯塔科夫指出，COVID-19大流行給人類帶來了很多重要教訓，其中之一是生產領域全球化理念崩潰。
他說：
“大流行教會整個世界的是，一切都要指望自己。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會給我們提供幫助。從這個意義講，全球化理念完全崩盤了。在此方面的證據有很多，從國家隔離、世界生產關係遭到破壞，到大流行期間對急需藥物的公開投機買賣。所有國家都力爭保護本國經濟和公民的健康。俄羅斯應從這種局面中汲取經驗，設計本國藥物安全保障機制。”
在俄羅斯，為居民保障本國生產藥物供應，可以說是從“零”開始，這點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光明之路”制藥公司總經理弗拉基米爾·捨爾巴科夫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活性原料藥高度集中在中國和印度，使世界制藥產業感到“頭痛”。
他說：
“我覺得，大流行已經成為對局勢重新思考的鑰匙。實際上，世界所有廠家都已在考慮在本國或可控經濟區生產活性原料藥。物流便利和參與分配機制，已經成為重要的、某種角度看是決定性的要素。我想，在最近的2-5年時間里，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活性原料藥生態生產將蓬勃發展。俄羅斯不應輸掉這場競爭，為此我們擁有所有潛力。”
進口替代政策
蘇聯時期，原料藥生產水平相當高。擁有先進的技術和人才，科學也參與到符合世界標準的產品生產過程中。蘇聯的藥物工業，實際上為本國工廠提供全部的國產原料藥。同時，還向國外建廠提供技術援助。比如印度，首家在海得拉巴建成的活性原料藥藥廠，是1968-1969年期間由蘇聯專家援建的。蘇聯解體後，國內原料藥生產“歸零”，全俄整個生產鏈條的企業數量不超過50家，現在幾乎增加了一倍，變成了95家。其中的60%是最近5年中建成的。
進口替代，對俄羅斯制藥工業來說已經成為戰略性任務。衛星通訊社咨詢的專家們認為，該領域的技術人才和原材料潛力，再加上國家支持和大流行期間積累的經驗，可使此項任務能夠在5-7年中完成。弗拉迪斯拉夫·捨斯塔科夫為此舉出實證。
他說：
“制藥領域相當順利地控制著也已形成的極端局面。最近幾個月時間里，制藥工業和醫療部門，按照救火模式運行著。與此同時，所有部門都在密切協調。國際社會遭遇100多年前曾經有過的挑戰。俄羅斯制藥業的貢獻在於，大流行期間，不僅成功地增加了生產，而且還擁有了新的平台和能力。這樣的結果，也源於國家的支持政策，其中包括加快登記程序、快速進口藥物資源、醫療產品以及提供優惠貸款等等。如果說，今天醫藥公司的關注點是完成進口替代任務，那麼，國家可能在最近的未來，不僅能夠解決自己的藥物安全任務，而且還能夠在世界勞動分工中擁有顯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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