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代人，新冠肺炎病毒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關鍵事件之一，它強烈地改變了日常生活，影響了年輕人的未來規劃。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嚴重減少了年輕人的機會，加劇了他們對‘經驗不足’的恐懼，這種恐懼使年輕人無法向成年人的生活邁出重要的一步。而且，這種恐懼使得本就為數不少的失業年輕人的數量更加攀升”，——俄羅斯國家研究型高等經濟大學(HSE University)校長瓦列里婭·卡薩馬拉解釋說。“新冠一代”的術語正是在該校專家的研究結果中首次出現的。
卡薩馬拉還指出了與新冠肺炎疫情一起落到年輕人肩膀上的不少問題，比如：令年輕人失去進入好大學機會的經濟困難，因學業中斷而產生的成績不好的感覺。但她指出，主要的心理問題在於崩潰感和恐懼。
“在中學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中，有些人曾經計劃考入富有聲望的大學深造，搬到另一個城市，有些人曾經打算申請獎學金留學，有些人曾經備戰過重要的考試。現在呈現出的卻是樂觀主義不足、對明天沒有信心，”——卡薩馬拉繼續說。
在“世代動力中心”（The Center for Generational Kinetics）在研究中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成為造就Z世代的某些因素。重要的是使Z世代符合成年人的標準，使他們有意識地經歷事件且與此同時還相當年輕，使事件能夠大大影響Z世代的觀點、信念、對世界和自己未來的態度。此外，年輕人通常會產生強烈的難忘的情感激蕩，這種情感激蕩與事件和後果造成的恐懼、沒有把握有關。專家們舉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以及1963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遇刺為例來說明問題。“911”恐襲成為美國千禧世代（Millennials）的關鍵事件。
在上述情況下，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Z世代的幾乎所有方面。Z世代最小的代表被迫遠離同齡人，經常發現他們的父母出現經濟困難。畢業生們失去了在畢業晚會上徹底放鬆的可能性，但主要的是，其中許多人自己提出一個問題：在學校結束後，總的來說是否還有生活？那些打算自己準備掙錢謀生和安排自己生活的Z世代年輕人卻遭遇到大蕭條，因為在危機時他們是不受需求的勞動力。
許多亞洲國家也意識到新冠肺炎疫情對Z世代的影響規模。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Heng Swee Keat）表示，政府通過了總額330億新加坡元的第四項經濟刺激一攬子計劃，這一舉措旨在避免新加坡出現由年輕工作人員和大學省組成的“新冠一代”（Covid generation）。王瑞傑這麼做是參考了美國一戰時“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說法。
但俄羅斯和中國一些社會學家認為，雖然年輕一代無疑不得不經歷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相當多的困難，但將他們單獨分組並賦予獨立術語將是相當大的誇大。
“實際上這是非常宏觀的一個問題，雖然這些措施也導致了相似的結果，但是我認為其中的原因不一定簡單，對人們產生影響的因素也並非僅僅是疫情中的某些具體措施。我上大學時曾趕上SARS，當時也遇到了學業推遲等類似的情況，但是卻沒有所謂的命名說法。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這種擴張開放，然後再轉向收縮的狀態，實際上是在很宏觀的範圍內發生的事情。而此次疫情很有可能只是一個導火索，或者說疫情是讓人們看到某些發展趨勢的窗口，”——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師宋萱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與廣播電台。
俄羅斯總統附屬國民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心理學系系主任弗拉基米爾·斯皮里多諾夫在向衛星通訊社與廣播電台評論時指出：
“為期3個月的遠程學習未必具有這種非凡效果。人們開始理解，遠程教學無論如何都不能取代標準的課堂教學。在課堂上與同一個小組的人交流非常重要。遠程教學可說不准。按照對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調查結果，大多人想重回班級、重回教室，重回現實的教學過程。”
他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成本當然存在，但考慮到對人類心理的瞭解，這種為期3個月的偏轉將被糾正，擺針將搖往另一方向，教學過程將重回成熟的、經過整修的，且相當高效的程序上去。
卡薩馬拉認為，如果大學既為教育過程也為學生適應新生活額外負責，就可以幫助學生們避免成為“迷惘的一代”。這包括：心理支持、職業咨詢、職業定位培訓、在外部人才市場和校內直聘形式的就業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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