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華早報》報道，今年夏天中國資金清流資本、九河創投和Shaka Ventures向尼日利亞GONA投資。GONA總部位於拉各斯，提供公交無現金支付服務。在非洲市場擁有58％以上份額的中國智能手機製造商Transsion已經向尼日利亞支付公司PalmPay投資4000萬美元。在非洲提供支付服務的創業公司OPay也從中國投資者那裡籌集到1.2億美元。《南華早報》指出，現在非洲大陸被中國公司認為不僅是資源來源，也是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一個有前途的市場。
中國金融領域的新技術發展尤為迅速。中國是非現金移動支付領域無可爭議的全球領導者。2018年中國移動支付服務交易規模超過41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1％。中國兩大科技巨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各佔龐大的中國市場半邊江山。其他一些公司提供相關配套解決方案：付款人面部識別算法、將各種服務集成到移動支付應用生態系統中等等。
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創新技術解決方案迅速在中國扎根成長壯大，這恰恰是因為傳統的銀行產品和服務並不是太發達，且廣大民眾較難獲得其產品和服務。類似情況也在其他一些國家市場存在，例如，在俄羅斯。從零開始創建任何系統都比改建現有模型容易得多。這就是為甚麼，例如，在俄羅斯，任何銀行交易幾乎可以立即通過手機或電子郵件發送給客戶。而在一些歐洲銀行，例如，賬單則需要單獨訂購，且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有時不是一天。另一個例子是城市停車費的支付。在莫斯科或北京，這可以通過點擊手機完成，因為付費停車位不久前才出現。而在美國許多地方停車必須像幾十年前那樣，需要通過付款機支付25美分。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看起來有點笨，但該系統存在已久，重建它既困難又昂貴。
所有這一切都為金融科技的普及創造了條件。中國作為移動支付技術普及的全球領導者，可以把其經驗帶到非洲。與西方競爭對手相比，中國企業有更多從零開始開發金融科技的經驗。此外，正如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劉青海博士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的那樣，中國企業也做好了承擔更多風險的準備。
劉青海所長說：“從宏觀角度來看，我認為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 全球市場形勢的變化作為一種推力，增加了對非市場的需求。近來在歐美貿易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抬頭趨勢，包括中國的一些公司在美國也受到了打壓。因此在市場空間縮小的背景下，投資者就把視線轉向了非洲這樣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大陸。2. 與中國的發展階段和企業特點相關。從發展階段來說，中國當前正在由高速增長轉型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過程中需要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從過去粗放的勞動密集型增長轉化為知識技術密集型增長，為此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粗放型產業便需要對外轉移。放眼全球，非洲作為正在成長中的新興大陸是最有潛力的，因為其人均GDP在全球應該算是最低，可增長空間更大。另外，企業為了分散風險，需要在全球佈局，所以有些企業也會選擇將一部分產業轉移到非洲。從中國企業的特點來講，一是敢於吃苦，非洲的條件相對比較艱苦，西方的企業大多不願意過去投資。二是具有技術的優勢。與西方技術相較，中國與非洲的技術差距更小，更容易被非洲所接納吸收。三是敢冒風險，因為中國一直處於發展中，成長階段的市場通常更多變，所以中國企業一直在這種市場上摸爬滾打，形成了敢冒風險的精神。而且目前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能夠起到榜樣帶動的作用。再加上非洲市場年輕人的數量龐大，平均年齡才19.5歲，使得中國像數字經濟、互聯網電子商務領域的優勢格外明顯。3. 非洲目前屬於工業化前期，工業化需求大卻又資金缺乏，所以非洲需要中國的資金和投資。近來非洲的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推動了內需的擴大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不僅為中國工業的轉移提供了機遇，還給像數字經濟、互聯網、電子商務等中國第三產業的轉移帶來了商機。此外非洲因為資金缺乏，單位資本的收益率很高，對中國風險投資來說也是一大優點。但是對非投資不僅具有吸引力，同時也並存風險和挑戰。比如利率高、匯率波動，政治環境也不大穩定，很多中國企業在南非、尼日利亞等國遇到了很多的問題，那麼挑戰風險高也會帶來風險投資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市場趨勢當然發生了變化。之所以被稱為風險資本，是因為它被投入到潛在的增長最快的部門，但卻具有很大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投資人戰略的改變。早在2018年中國風險投資基金就向美國初創公司投資148億美元。但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後，這個數字在2019年降至40億美元。可見，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試圖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對中國資本關閉一些行業的做法，或許沒有必要。中國資本已經轉向盈利和增長迅速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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