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2017年中國共有1723萬名新生兒出生，2016年中國共有1786萬名新生兒出生。2018年還有另一個下滑，而且更為激烈——新生兒數量打破“負面記錄”，為1961年來的最低數字。順便說一下，按照人口學家的估計，中國出生率下降的狀況還將持續下去，因為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周戎認為，當前的人口狀況是由更複雜的一攬子原因決定的。
周戎說：“我國人口出生率的變化存在一些歷史原因。1980年，黨和政府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當時全國各地的家庭一般都有兩個至四個孩子，城市的家庭一般都有兩個孩子，而農村的大多數家庭都有四個孩子。“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是逐漸落實的，大體的趨勢是城市落實較快，而農村落實緩慢。這一政策的落實是一個歷史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出生率逐漸下降。現在，中國實行‘二孩政策’，但人口出生率並沒有上升。這是因為，過去人口出生率高的時候，培養一個孩子的成本不是很高，所以當時的人們不認為多生孩子會為家庭帶來太大負擔。但現在時代不同了，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享受最好的醫療，因此對一個孩子的家庭投入遠大於過去。很多家庭出於成本覈算的考慮不願意生第二個孩子。另一方面，這可能也與黨和政府的一些政策相聯繫，例如是否鼓勵二胎、是否對二胎還有優惠政策等。現在中國最擔心的應該並不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問題，而是高素質人口的增加量不足。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城市的‘二孩政策’能夠更好的得到落實，因為普遍而言城市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將來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帶動性更強。現在的問題是，在一些落後地區，即教育、醫療資源較為貧乏的地區，‘二孩政策’的落實反而更加迅速和到位。這導致文化素質不是特別高的下一代人數增加，而高素質的下一代人口增長不足，進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衝擊。”
出生率下降是否將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政府在當前情況下能採取甚麼措施？
周戎對此的看法是：“印度的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是27歲，而中國是31歲。印度的人口增長速度比中國快，勞動力平均年齡又比中國慢，這使得印度的養老負擔沒有中國重。現在，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放慢，而老齡人增加的速度過快，中國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同時，人口增長速度過慢也會為現就業人口帶來壓力，加重其工作負擔，因為他們需要供養的人越來越多。
未來‘二孩政策’可能會越來越寬松，過去只面向獨生子女的優惠政策也會逐漸向二胎子女開放。另外，上世紀80年代時，基本沒有農民工，農村與城市人口的相互流動較少。但現在出現了新的情況，從農村融入城市的人口是城市中人口增長率較快的人群，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些農民工的下一代能夠受到教育、盡快進入都市化的行列。一方面，老年人的增長導致現就業人口的工作壓力大、負擔重，因此要鼓勵年齡超過六十歲的人繼續工作，緩解現在就業不足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教育，使就業人口能夠更多地進入技術領域和服務行業，能做一些精細的、中端和高端的工作，使高素質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快速或穩定的增長相匹配。我認為，如果這兩個政策能夠落實到位的話，能夠產生一定的積極效果。此外，還應在全社會提倡勤勞致富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增加人們工作和勞動的積極性。因為過去的獨生子女政策帶來了一些不積極的影響，即獨生子女往往被父母慣養，艱苦奮鬥精神不足。實行‘二孩政策’後，一個家庭可以有兩個孩子，相互之間互助友愛的精神可能會增加，這反過來也會帶動全社會人口素質的提高。因此，教育對二胎政策的鼓勵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措施，應該能促進‘二孩政策’的穩定，使目前下降的人口增長率穩定在一個適當的位置。每個家庭都養育兩個孩子，這樣整個社會的人口增長就不會減少，而是趨於平穩，保持一定的平衡。即使最後人口出現零增長，每個家庭也有兩個孩子，而每個孩子都至少接受過中學以上的教育，這樣在消除文盲、就業政策、二胎子女的社會保障和優惠政策等方面體現出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只是暫時的，總有一天會促成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達到大體相對平衡的狀態，人口不再增長，但每個家庭也能保證有兩個孩子。”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工業發達國家都遭遇到這些問題。從2007年1月1日起，俄羅斯就開始推出國家支持多子女家庭的措施，比如發放母親資本。這種支持在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二胎、三胎或更多孩子出生或養育時提供。母親資金可用作以下目的：改善住房條件、孩子們受教育或用於繳納母親退休金的累積部分。目前，母親資本的數額大約為45萬盧布（約合68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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