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憲舉先生說，獲悉齊赫文斯基24日去世的噩耗，十分悲痛。他在擔任中國青年報和光明日報駐莫斯科記者期間，曾經多次採訪齊赫文斯基。在中國駐俄羅斯使館舉辦的一些招待會上，在俄羅斯和中國人民友好協會組織的很多活動中，他也經常見到齊赫文斯基。齊赫文斯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深刻瞭解、對發展俄中關係所作的不懈努力，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王先生稱，1999年9月4日中午，他驅車來到莫斯科郊外的茲韋尼戈羅德療養院，向正在那裡休假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中友協名譽主席齊赫文斯基祝賀81歲生日，並請其介紹50年前蘇聯和中國建交的經過。齊赫文斯基雖然年事已高，但頭腦十分清楚，談吐邏輯清晰。他當時回憶說："從列寧格勒大學漢語專業畢業後，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39年秋，去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工作。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結束，經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協商，我作為常駐中國的外交官，從當時蘇聯大使館所在地重慶搭乘蔣經國先生的飛機到達北平，擔任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在北平的代表，後來擔任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館總領事。"
王先生說， 齊赫文斯基繼續介紹說，"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後，我與葉劍英聯繫較多。3月份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從西柏坡來到北平。夏天的一個晚上，斯大林駐北平的代表、前蘇聯鐵道部長科瓦廖夫給我打電話，說毛澤東請他和我一起去香山。毛澤東詢問我在哪裡學的中文，我的父母做甚麼等等。過了一會兒，科瓦廖夫、周恩來、劉少奇、聶榮臻和翻譯師哲聚到桌子的另一頭。攤開文件和地圖，商量蘇聯向中國提供鐵軌和建築材料等問題，桌子的這一邊就留下我和毛澤東，我就向他提了幾個問題。"
齊赫文斯基說："首先我問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怎麼看，因為我的副博士論文寫的是這個題目，當時正準備修改出書，但是出版社編輯說：現在還搞不清楚，共產黨將如何對待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毛澤東說，我們的新三民主義就是要實現孫中山先生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三民主義。 我又問毛澤東，中共將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說，在十月革命後，俄羅斯民族資產階級站在反革命一邊，而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外國帝國主義扼殺民族工業。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盟友。"
齊赫文斯基說："當時我正準備博士論文，題目是康有為、梁啓超和譚嗣同的戊戌變法。我就問毛澤東，他如何評價戊戌變法？毛擇東說，他年輕時也對康有為的思想感興趣，讀過康的著作，但是革命的道路比改良的道路更正確。我又問毛澤東如何看待漢字改革，是否應該把漢字拉丁字母化。毛澤東說，他本人不贊成把漢字拉丁字母化，因為漢字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成就和中國文化的巨大財富，如果把漢字轉變為拉丁字母，將失去漢字的象形特點……"
齊赫文斯基說："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不僅獲得了我所需要的那些學術問題的答案，而且得到了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答復。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非常重要，毛澤東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統一戰線至今仍然在中國起作用，而在蘇聯幾乎把所有民族資產階級都槍斃了。"
齊赫文斯基不無自豪地說："後來，我又多次見到毛澤東。1949年11月7日，他和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一起來到蘇聯大使館，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的活動。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我乘火車一直把他送到毗鄰蘇中邊界的滿洲里。約3個月後毛澤東從蘇聯回來時，我又到北京火車站迎接。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傑出兒子，他為中國人民所作出的貢獻，將永世長存。"
王憲舉先生自己多次採訪過齊赫文斯基院士，並為能親耳聆聽齊赫文斯基講述其與中國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交往的情景感到榮幸。他最後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記者說："齊赫文斯基院士雖然去世了，但是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他為發展俄中友誼與合作所做的卓越貢獻，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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