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寧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首先，標普此次評級重要依據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以及中國總體政府債務水平與ＧＤＰ比重。我認為，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高漲只存在於個別省份，並不是全國普遍性的，而且這一情況主要分部在雲南、貴州、青海、海南等經濟不很發達、經濟總量不很大的省份。顯然，標普是將中國片面的現象視為全國整體性的問題。”
中國財政部稱標準普爾的決定是錯誤的，令人費解。
中國財政部還指出，這種誤讀也是對中國經濟良好基本面和發展潛力的忽視。很遺憾，這是國際評級機構長期以來所持的慣性思維與基於發達國家經驗對中國經濟的誤讀。張寧對此觀點表示同意，並表示，比較中國和經濟發達國家情況時，不應套用同一套標準。
張寧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和現狀，中國也是如此，不能把發達國家的情況來套用中國。例如，從政府、企業和居民個人三部門的負債水平看，美國的居民個人負債水平遠高於中國，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遠高於發達國家。中國因為經濟增長速度較高，部門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由於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適當擴大了負債規模，個別企業出於市場競爭因素加大槓桿，都是正常現象。中國居民個人部門的負債率遠低於低發達國家，個別企業和個別地方政府部門的負債率偏高，這只是與發達國家在部門負債結構上的不同，是國情、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不同造成的。每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拿這些作為評級標準是十分片面的。”
調低中國信用評級發生在十九大前夕，背景是特朗普政府因為朝鮮核問題向中國不停施壓。專家不排除政治因素也是標普做此決定的原因之一，核心就是朝鮮半島問題。
張寧指出：“不排除這樣的評級結果存在政治性因素，主要是朝鮮問題，美國一直在向中國施壓，希望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但是實際上，美國在這一問題上已經得到好處了——如果沒有朝鮮一次又一次的挑釁行動，美國也沒有理由在韓國部署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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