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里科娃: “中學生時代，中國就進入到我的生活。1949年，蘇聯人民懷著高興的心情收聽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在世界版圖上的消息。有關中國的事件，無論廣播還是報紙都做了廣泛的報道。幾乎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北京’的歌詞。那個時代，這首歌是中蘇友好的象徵。中學畢業後，我做出決定，去研究中國的高校上學。我的理想實現了：我成為莫斯科東方學院的大學生。該校重組後，我還在繼續學習，並以優異成績從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畢業。”
記者：1960年3月，嘉琳娜·庫里科娃受邀到兩年前建立的蘇聯對外友協工作。被分配到東方社會主義國家部。在這裡，她工作了30多年時間，從中國部秘書一直到俄中友協第一副主席。
記者：上世紀60年代，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中蘇友誼變成了尖銳對抗，兩國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繫完全中斷了。但就在這非同尋常的時期，俄中友協不僅未終止自己的活動，相反，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力圖在蘇聯人心目當中維持對偉大中國、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尊敬。1967-1987年間，俄中友協舉辦了300場各種活動，為中俄關係正常化做出了貢獻。據嘉琳娜·庫里科娃介紹，正是在此期間，她明白了，俄中友協的工作不僅為其所鍾愛，同時也是她終身的事業。1989年12月，當她以蘇聯友協代表身份到蘇聯駐北京使館工作後，她更堅定了這一理念。
記者：那次來華之前，嘉琳娜·庫里科娃與中國之間已經有了30年的間隔。儘管經歷了各種波折，但她依然認為中國是第二故鄉，那這個故鄉將如何看待她呢？中俄兩國在國家層面已經恢復了關係，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怎樣呢？內心有很多的不安與憂慮。當她從莫斯科來到北京火車站後，她明白了，任何疑慮都是多餘的。庫里科娃在北京工作了10年時間，與中國朋友舉行各種活動和非正式交流，歲月如過隙之駒，匆匆而過。可以說，她的家門從未關過。每個月，庫里科娃都會有一兩次邀請朋友到她不大的兩屋居室來品嘗俄羅斯的美味。真的是賓客盈門。
庫里科娃: “中國朋友非常喜歡到我家做客。他們都喜歡紅菜湯和餡餅，我們邊吃邊聊，交流各種新聞，演唱中俄文歌曲。臨走前，他們都要問：下一次甚麼時候可以來做客？我非常高興，中國朋友能喜歡我的飯菜。因此，我希望做更多的食品來招待他們。那時，大家都喜歡我做的肉餡餅。有一次，我給自己定下來紀錄：烤制150個餡餅。您可以想象一下，這些餡餅一個晚上就分光了。”
記者：嘉琳娜·庫里科娃在俄中友協工作的60年時間里，有幸成為很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和直接參與人。期間，她有機會認識很多載入中國史冊的國務活動家和文化使者。庫里科娃向我們介紹了與胡耀邦見面的情景。
庫里科娃：“那是1959年。當時胡耀邦是中國共青團書記。我隨同蘇聯共青團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胡耀邦熱情地接見了我們。當時，為蘇聯代表團舉行了音樂會，我們正好相鄰而坐。演出休息期間，我們略有交流。胡耀邦誇獎我中文好，並問起在哪裡學的漢語。音樂會非常成功，我尤其喜歡北京實驗劇院演出的‘孔雀舞’那場。兩國青年會晤後，又舉行了舞會。當華爾茲演奏起來後，胡耀邦邀請我跳舞。他當時沒有選擇，因為蘇聯代表團中僅有我這一位女性，其他都是男士。”
記者：據嘉琳娜·庫里科娃介紹，她和胡耀邦跳了一圈。很快就明白了，舞伴水平一般，只是出於禮貌才邀請她跳舞。在幾分鐘時間里，胡耀邦兩次踩到她的腳上，在黑色鹿皮鞋上留下了灰色的印記。她明白，應該終止舞蹈了，但怎麼做才行呢？嘉琳娜有了主意。
庫里科娃: “我說：‘尊敬的胡耀邦同志，您看，周圍有多少中國姑娘，但您只和我跳舞。也許，她們是要嫉妒的，因為她們也想與您跳舞。我會感覺不好意思的。’胡耀邦善解人意地微笑著把我送到座位上。他個頭不高，面帶笑容，帶著一種富有穿透力的聰明的目光。對我國一直非常友好，他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當中。”
記者：1927年10月29日蘇中友協成立。後來，更名為俄中友協。該友好協會是我國第一個針對外國人民的友好機構。今年，友協將慶祝成立60週年。
記者：每當我們編輯部電話鈴聲響起，如果話筒中傳來的是嘉琳娜·維尼阿米諾夫娜的飽滿聲音，或者是她的助理打來電話，我們都會明白：俄中友協又在舉行甚麼活動，他們希望邀請我們的記者參加。我們還明白，如果嘉琳娜·庫里科娃和其團隊從事“民間外交”，那麼中俄人文領域的交往還將一直順利進行，因為他們是此項事業的忠誠踐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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