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使埃及政權更迭，社會失序，原本是中東大國的埃及一度陷入衰退。近年來，埃及逐漸恢復元氣，尤其是中埃兩國關係升溫，中國經驗與投資帶給埃及發展的新希望。近日，筆者訪問埃及，調研開羅、紅海沿岸等地，著實感覺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給埃及帶來的實際利益，無疑是一輪對埃及版“改革開放”的大幫扶。
渴望中國援手——“1%中國海外遊客來，埃及就得救”
筆者所乘航班午夜降落埃及。20多分鐘的降落過程，鳥瞰開羅，燈火通明，街市如晝，世界最長河流尼羅河兩岸霓虹閃爍。全團人員紛紛感嘆，開羅比想象中繁華、氣派，而此時有人提醒才想起，開羅是阿拉伯世界與整個非洲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不過，接機朋友很快提醒道，開羅是“夜晚比白天好，地下比地上好”的城市，意思是“晚上看像香港，白天看像磚廠”，而大量文物深埋地下、尚未發掘，暗喻這個國家有待開發。果不其然，第二天就看到開羅的另一面：除尼羅河兩邊少數旅館建築外，全城幾乎都是不超過十層的老房矮樓。中國外交部領保中心發來的短信“近期埃及北西奈地區發生多次政府軍與恐怖分子激戰，暫勿前往北西奈、達阿卜地區。如遇緊急情況 ……”，也提醒我們這個國家仍未從“阿拉伯之春”中完全走出。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埃及在前總統穆巴拉克的長期執政下，一度是“中東一霸”，連續30年保持平均5%左右的增長率。不過，埃及深陷“拉美陷阱”，2011年國家動蕩更是嚴重衝擊國民經濟。更糟的是，過去十多年埃及人口猛增，近1億人口擠在僅佔國土(多為沙漠)5%可居住土地上(面積略大於中國海南)，貧困人口高達40%。
塞西上台後，埃及經濟逐漸從陰影中走出，增速從2011年的1.8%回升到2015年的4.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埃及在2016年一度趕超南非，躍升為非洲第二大經濟體，並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非洲第一經濟體。埃及官員對筆者說，塞西積極“向東看”是國家發展回到正軌的重要原因。
塞西總統2014年6月上任不久，在年內兩次訪華。據一位隨訪的埃及外交官回憶，塞西當面向習近平主席感謝中國在埃及最困難時伸出援手，決心同中方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位外交官說，塞西過去兩年都訪問了中國，今年還會。每次訪華結束，不只是帶回許多交流合作的務實項目，還有中國發展經驗，“如打擊腐敗、改善民生、招商引資、設開發區等，都是從中國學的。”這位外交官雖已退休，但近年來努力學習漢語，他悄悄告訴筆者，“這就像中國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埃及也在改革開放，埃及人很努力，但還需要中國人的幫助。”
在塞西全力推動下，中國已躍升為埃及人心目中最受歡迎、最重要的國家之一。2011年至2015年，埃及吸引外資額從負4.8億美元增長到68.8億美元，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達6.6億美元;埃及商品進出口額從793.6億美元增長到976.4億美元，其中與中國達128.7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埃及最大的貿易夥伴。
在開羅各大景區，中國遊客隨處可見。“至少一半旅遊者來自中國，全開羅有300名會講漢語的埃及導遊，但據說還缺1000名。”跟筆者一起的導遊是一個地道的埃及姑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內唯一仿製品、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羅賽塔碑前，她說：“太多國家佔領過埃及，但中國沒有。中國人旅遊與投資給埃及帶來發展。沒有中國人，我就沒飯吃了。”
開羅一位官員似乎很瞭解中國人的出境游熱潮，他“抱怨”道，2015年中國出境游1.2億人次，來埃及的才12萬，僅佔0.1%，“太少啦!如果有1%，那埃及就有救。”筆者橫向比較，2015年中國赴日遊客500萬人次，在日消費約123億美元，佔埃及當年GDP的3.7%。以此推算，如果1%中國出境遊客赴埃及，將使埃及GDP額外增長近1個百分點。開羅官員所言不虛啊。
複製中國樣板——像領市長指示一樣聽我們講
在開羅的埃及外交官俱樂部，筆者參加了中埃“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國－西非北非合作”國際研討會。埃及前總理沙拉夫到場做主旨演講，他用數十頁的PPT系統講述“一帶一路”的全球重要性：“一帶一路不只是經濟項目，更是一種發展哲學”。
來自埃及外交、智庫和產業界的許多高層代表參加了研討會，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帶一路下一步有哪些新舉措？”“對埃及來講，一帶一路的項目哪些能對接？”“中國有哪些方面值得埃及學習甚至複製？”還有人問：“埃及怎麼做，才能得到像巴基斯坦那麼多的中國投資？”
筆者在研討會上講了近20分鐘，介紹“一帶一路”的理念，尤其是講到“強大政府”“有效市場”“基建先行”等三個中國發展的有效經驗時，在場所有人紛紛點頭並認真做記錄。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會議閉幕環節，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博士做了近一個小時的總結，他用埃方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從中國為甚麼倡導“一帶一路”，會給沿線國家帶來哪些機遇，中國哪些發展經驗可以與沿線國家分享等多個角度，生動鮮活地闡釋“一帶一路”的內涵和世界意義，並對埃及政府部門、經濟開發區、工商界、智庫如何與“一帶一路”進行對接，共同把中埃合作的蛋糕做大做優提出了誠懇建議。一位埃及外交官很瞭解中國情況，也知道金鑫博士當過地方官，他調侃道，此情此景很像是“中國某市長在做工作部署，各部門官員在領指示”。
更重要的是會後次日，筆者與同行者赴120公裡外的紅海沿岸經濟區調研。三位埃及老大使提前一個小時在旅店大堂等候，這對生活習慣常會不守時的非洲人來講，相當難得。整整一天的車程顛覆，三位大使一路相隨，介紹著埃及最新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講述著近年來埃及先後經歷了兩次“革命”、六次公投的前因後果，並稱這不影響中埃兩國的合作關係和埃及的前景，希望中國投資能重拾對埃及的信心。直到筆者回京後幾天，他們還將相關的最新資料發來。
在紅海岸邊、埃及第三大海港因蘇哈納港緊鄰區，我們驚訝地發現一個國內成功經濟開發區的複製樣板——“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遠期規劃面積20平方公里，以工業項目為主，涵蓋加工製造、物流、保稅、技術開發、商貿等主要產業，融居住、商業、金融等功能區為一體的國際產業基地和現代化新城。
類似這種全盤複製中國經濟開發區的商貿區最早始於1994年。當時埃及官員多次訪華，提出希望中國能幫助埃及建立經濟自由區，1997年兩國商定後中國開始為埃及提供經濟特區建設經驗。2008年中國商務部通過公開招標，決定在非洲建設6個經貿合作區，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整個園區有商務商業綜合服務中心，餐廳商場超市體育場一應俱全，入駐中國製造型企業32家、服務企業33家，為當地創造一萬多個就業崗位。尤其是新蘇伊士運河改造完成後，“一帶一路”與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開展的項目將全面對接。
走進全球最大玻纖生產製造企業巨石集團在這個經貿區的碩大車間，筆者看到數百名非洲工人在生產線上忙碌。據巨石埃及副總經理楊繼祥介紹，自2014年投產以來，巨石埃及已成為集團第4大生產基地，近1000名員工90%是埃及本地人，產品直接銷往歐盟，勞工、關稅等方面降低了15%-30%的成本。
“看到了嗎？這就是我們發自內心要感謝中國人的地方!”埃及前駐日大使希薩姆感嘆道。
提煉中國經驗——他們在重新“看向東方”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令埃及人民十分驚訝，並開始思考中國的改革發展經驗。中埃兩國都是發展中大國，相似的生活習性、歷史底蘊及地緣關係等，為埃及借鑒中國經驗做了很好的鋪墊。
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曾說，埃及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第一個試圖崛起的國家，19世紀初，早在日本和中國之前，埃及就制訂了國家振興的改革計劃。但在西方的壓制與干預下，埃及“幾起幾落”。在阿明看來，目前埃及人民與廣大第三世界人民一樣，都處在繼20世紀初反對帝國主義之後的第二次覺醒浪潮中。
埃及前駐華大使馬傑迪·阿米爾表示，中國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這是非常值得埃及借鑒和學習的。如何借鑒，埃及學術界進行了總結。開羅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瑪吉達·薩利赫認為，一是改革要有連續性，改革一旦停止就會落後於社會發展。二是改革要有漸進性。“欲速則不達”，她用了這個中國古話。
埃及的努力得到其他國家官員的思想共振。坦桑尼亞前駐華大使查爾斯·桑加說，非洲發展需要中國這樣的改革，而不是2011年那樣的革命。非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不斷發展，而不是通過革命來發展。
事實上，不只是包括埃及在內的非洲國家在反思西方模式與中國經驗的差異，美國學術界也在反思。幾年前，美國學者黛博拉·布羅蒂加姆在《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中寫道，“龍的禮物”是一個象徵，實際上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本身。這種模式的特徵是中國式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體系，通過市場競爭突破傳統的落後體制，並借用優勝劣汰與榜樣示範來激發市場活力，同時通過政府主導確保改革能夠打破個體利益的阻礙。這讓西方輿論焦慮，美國《華爾街日報》2011年刊文稱，非洲有許多國家在模仿中國發展模式，強調國家帶動經濟增長。
公道自在人心。2016年下半年，非洲知名民調機構“非洲風向標”發佈《中國在非形象調查報告》，從地域、國別、影響因素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在非影響力和形象進行調查和評估，覆蓋非洲大陸36個國家，受訪民眾達5.4萬人。調查顯示，中國在非影響力與日俱增，形象總體積極正面。63%受訪者認為，中國在該國的影響力是積極的，約54%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非發展援助起到了很好或較好成效，中國發展模式得到1/4受訪民眾肯定。很明顯，哪個國家在真正幫助非洲，非洲民眾心裡有一桿秤。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王文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5323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