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專家：“16+1”合作將全面開啓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新篇章

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將於24至25日於蘇州舉行，這是自2012年"16+1"合作機制建立以來，中國首次作為該峰會的東道主舉辦會議。

朱曉中認為："本次‘16+1'合作可能產生最重要的結果就是通過‘16+1'中期合作綱要，全面開啓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的新篇章。同時，總結4年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的亮點，找出存在的問題，在中期綱要的指導下進入雙邊或多邊合作的新階段。"

"16+1"合作是中歐合作的重要補充

朱曉中說，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建立起友好合作關係，中東歐國家政局劇變之後，中國表示尊重中東歐國家人民的選擇，願在新的基礎上重建或繼續以往的友好關係。中國領導人先後在布達佩斯（1995年）、布加勒斯特（2004年）發表加強與中東歐國家友好關係的重要聲明。

他繼續道，2012年，隨著中東歐地區國家整體趨穩，中國提出與中東歐國家進行全面友好合作。這既有歷史的延續性，也有在新的形勢下建立新型關係的創新之舉。它反映出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特別是對歐洲形勢的全新看法，中國需要一個平衡的外交和國家間關係。

朱曉中指出，此前，中國已經同西歐國家建立了良好的經貿關係和正常的國家間關係，因此，適時提出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是中歐合作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中歐合作的重要補充，如果沒有"16+1"的合作框架，中歐合作就是不完整的，不利於中國與整個歐洲的全覆蓋和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他稱，中國目前至少有三個渠道同中東歐國家保持溝通。第一，中國宣佈同中東歐國家進行全面合作的華沙倡議之後不久，在中國外交部便成立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秘書處。這是一個常設官方機構，中東歐16國可以委派1名官員參與工作，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事務性工作由該機構處理；

第二，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商定，每年舉行"16+1"首腦會晤，總結工作，商討新的合作規劃併發表以召開首腦會議所在地命名的合作綱要；第三，"16+1"合作已經建立起若干專業合作委員會，分設在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這些合作委員會就專業合作問題召集相關國家進行商討。

此外，他還表示，同時，"16+1"合作框架內還有地方領導人會議（每2年）、青年交流論壇（每2年）等許多專業論壇，這些都是多邊溝通的平台。

歐盟無需擔憂"16+1"的合作框架

朱曉中表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與中國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合作並無二致，因此，歐盟無需擔憂中國的動機"。

他說，自2012年4月中國在波蘭提出與中東歐國家進行全面合作的12項舉措之後，歐盟一直對中國的這個合作倡議心存疑慮，多次詢問波蘭方面，也在北京向有關機構和學者進行徵詢。正如中國領導人一直表態聲稱的，中國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穩定、繁榮的歐盟，中國和歐盟是國際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中國願與歐盟展開全方位合作。

朱曉中稱，從經貿關係的現狀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和中東歐轉型國家都向西看，希望獲得西方的技術和資金，因此，無論是中國還是中東歐國家，都與西方發達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經貿關係，而相互之間的經貿往來水平不高。

他進一步指出，現在，隨著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和部分中東歐國家都產生了向"東"看（中東歐國家向東看中國，中國是在向西歐看同時也向東歐看）的需求，作為各自"向西看"的補充。

朱曉中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資本吃緊，對中東歐國家的投資減少，而經受住金融危機衝擊的中國擁有大量資本，投資中東歐國家便順理成章。根據這一邏輯，歐盟無需對"16+1"的合作框架產生政治擔憂。

"16+1"合作與中歐合作並行不悖

朱曉中說，2012年中國提出"16+1"合作框架，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很顯然，"16+1"是一帶一路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自2012年以來，"16+1"合作框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也積累了若干經驗，這些對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同時，隨著"一帶一路"的啓動和建立亞投行，"16+1"的一些融資難題也有望獲得解決。

他稱，李克強總理在訪問歐盟時強調，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與中歐合作並行不悖，而是相向而行。由於中東歐16國中已有11個是歐盟成員國，因此，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或多邊合作也就是與歐盟的合作（多邊），不能將中國與中東歐16國的合作與中歐合作截然分開，這是認識上的誤區。

朱曉中認為，中國的很多技術和產品在中東歐國傢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同這些國家展開經貿合作應該是雙贏的結果。同樣，如果中國與之合作的國家是歐盟成員國，那麼，這種合作本身也就是與歐盟的合作。

他強調，中國在中東歐的合作，特別是與已經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的經貿合作都是在歐盟相關法律法規規範下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與歐盟的中東歐成員國合作倒是中國走出去企業學習和熟悉歐盟相關法規，合法進行商貿活動的學習基地。

中東歐國家存在的風險屬於可控風險

朱曉中認為，經過近26年的轉型，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已經建立起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社會穩定，人們安居樂業。作為一個"新常態"國家，這些國家自然會在某些時刻經歷政治波動和經濟起伏。但處理出現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都是在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框架內進行的。因此，雖然有波動，但是風險不大。

他指出，在西巴爾乾地區，由於歷史和戰爭的影響，以及國際社會的規範或姍姍來遲或力度不夠而導致這些國家的轉型進展緩慢，法律規範尚需完善，還不時表現出一些非憲政行為，甚至會出現未決的國家建立和民族矛盾所導致的政治動蕩。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一定政治和經濟風險，但這種風險絕非動亂地區那種意義上的風險。西巴爾乾國家存在的風險應該屬於可控風險。

朱曉中表示，客觀的說，"16+1"是一個合作框架，中國可以選擇一些合作的支點國家，即政治和經濟形勢相對較穩定的國家，先行開展合作，積累經驗，同時有選擇地在某個有投資風險的國家嘗試進行合作，如中國在波黑的合作。

他強調，這些存在投資風險的國家政府和國民對中國普遍持友好態度，歡迎中國資本。中國同這些存在某些政治風險和經濟困難國家的合作也會為中國在"一帶一路"其他沿線國家的合作提供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