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伊朗採取新制裁？

到底誰是正確的：是意見由鮑爾女士表達的奧巴馬政府，還是加強制裁的擁護者？甚麼將更有效地促使或者阻礙伊朗核問題的解決？敬請聆聽政治學兼東方問題專家弗拉基米爾·薩任的評論。

關於反伊朗制裁，有幾句話要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1979年4月成立後，幾乎立刻就遭到了美國的制裁，同伊朗的貿易和金融業務都受到限制。1996年，美國通過《伊朗—利比亞制裁法案》，打擊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油氣工業的投資。但伊朗成功地學會了如何在美國單邊制裁下生活下去。伊朗當前的問題是在20世紀前10年的中期出現的。

薩任接著說，“伊朗核技術的發展驚動了世界輿論，這一問題被從國際原子能機構擺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桌面上。從2006年到2010年，安理會通過四項決議案，對被發現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伊朗公司和個人進行國際制裁”。
薩任認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立刻為伊朗塑造了世界最可怕體制之一的形象，這導致了新的單邊制裁浪潮。德黑蘭在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當政時的好戰聲明簡直是在火上澆油，他拒絕認真討論伊朗核計劃。
在2012年至2013年，伊朗經濟增速降至0.4%，6000多家企業處於破產邊緣。
薩任認為，“伊朗的體制穩定性出現嚴重威脅。” 這迫使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及其同僚給予新總統哈桑·魯哈尼及其團隊拯救體制的可能性。
薩任說，“我們客觀地看：所採取的制裁措施發揮了作用。在制裁壓力下，伊朗精英發生了某些變化，伊朗領導層越來越多地從對峙的道路上轉向妥協”。
從德黑蘭的聲明，尤其是從魯哈尼總統的聲明來看，能感覺得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領導層意欲解決核問題，並據此從聯合國安理會和西方的沈重制裁負擔下解放出來。
根據最嚴格的要求，德黑蘭沒有特別的選擇。整體而言，二者擇一很簡單：或者是選擇政治經濟災難，或者是選擇核妥協。可能，在做出這些妥協的價格上存在選擇。而如今，對峙各方（伊朗與伊核問題六方，伊朗與國際原子能機構）所有的努力都集中按照互相讓步的價格達成協議上。自然的外交交易正在進行。
在伊朗核問題國際調停六方（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同伊朗於2013年11月24日簽訂日內瓦協議後，伊核問題談判局勢徹底向好的方面轉變。在2015年年中同伊朗簽訂一攬子協定是完全可能的，協定將把伊核問題從國際議事日程上取消。
薩任最後說，但美國共和黨人的反伊朗言論，哪怕是由國內政治原因引起的，都不會變得危險小些。因此，無疑，在上述情況下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鮑爾女士是完全正確的：對伊朗採取額外制裁將可能嚴重損害伊朗核計劃談判。我們補充說，甚至在1月15日開始的談判過程新階段到來前對其品頭論足都是完全不合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