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新網RUSNEWS.CN莫斯科3月28日電 兩個國家年的成功舉辦促使俄中領導人做出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別在兩國舉辦語言年的決定,而舉辦語言年將進一步加深兩國普通民眾之間的好感。在此我們向讀者轉載盛世良刊登在《國際先驅導報》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探討了俄語在中國的歷史和未來。
半個世紀的俄語情緣
學俄語是我們那代人的不二選擇。1957年我開始學俄語,到現在正好50年了。50年前的上海大多數中學教的是俄語,我的母校也不例外。雖然我並沒有為增進中蘇友誼而苦學俄語的崇高覺悟,但當時的俄語教師, 她那標準而柔美的語音,端莊而親切的儀容,自然加深了自己對蘇聯和俄語的好印象。
大學時連俄漢詞典都買不起
我考入上海外語學院正值1960年,當時有頭腦的學生已經感到中蘇關係蒙上陰影,不再報考俄語系,我卻缺乏政治敏感。當時的中國,普遍貧窮。全班20個學生,僅一個同學買得起12元一冊的劉澤榮編的俄漢大詞典。碰到不認識的詞,只好去 麻煩那位同學,迫使我形成"過目不忘"的好記性。學校離家6公里,週末晚上回家,9分錢的電車是捨不得坐的,步行途中每過一盞路燈看一個本週學的新詞,背到下盞路燈再看一個,到家時不僅生詞全記住了,本週學的俄文詩也已爛熟於心。
暑期在校,白天勤工儉學,每天掙8毛錢聊補無米之炊,晚上忍著蚊子和臭蟲的圍追堵截看俄文書,眼睛酸了就唱俄語歌,《列寧山》《俄羅斯》《三套車》......可著勁吼,反正閱覽室里就我一人。終於熬了個各科全優。
翻譯"蘇修惡毒反華"長文
1964年,我被分配到新華社做俄譯漢工作。那年,上外俄語系80多名畢業生,工作與俄語沾邊的不到20人,終身沒離開俄語的人不足十指之數。
參加工作後,又是"四清",又是下鄉,業務能力強弱倒無關緊要。不久"文革"開 始,反修鬥爭戰鼓擂。我們這幫俄文翻譯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到辦公室:新華社莫斯科分社航寄回的"蘇修惡毒反華"長文,洋洋一兩萬言,當時沒有復印機,只好一人一頁,正反兩面合2000余漢字,"無產階級司令部"催著要,分秒必爭,況且誰先譯完誰就可以重返夢鄉,第二天清早照樣得"抓革命促生產"。久而久之, 練出了每小時譯1000漢字的"巡航時速"。
幸虧我是在新華社,要是在小地方,給你扣上頂"蘇修特務"的帽子那是沒商量。 我在乾校戰天鬥地那年,"林副統帥"已"嗝兒屁"了,學員被准許業餘學外語。我用一年時間看完了2毛錢一堆買來的前蘇聯專家圖書館處理的俄文書。小說、劇本、名人傳記、音樂專論......飢渴的腸胃狼吞虎嚥。
在莫斯科的記者生涯
1978年,我首次到莫斯科分社當記者。當時中蘇關係冷峻,國內學俄語的人越來越少,中國駐蘇總共只有分社的4名記者,這八隻眼睛是中國新聞界直面蘇聯的全部窗口。
幾十種報刊、與"文革"相比豐富多彩的影視節目、街頭無數的標語廣告、嚴謹而羅嗦 的商品說明書......我掉進了俄語的汪洋大海。這時我才明白,不論你在國內俄文翻譯中的口碑優劣,對俄羅斯人來說,你的俄語水平無非都是差!我跟他們聊天磕磕 巴巴,似乎壓根就沒學過俄語。於是,我在工作中抓緊一切機會學語言,不論到哪兒,隨身帶書報,隨時找人聊,遇到不認識的詞趕緊查,詞典上沒有的,求教俄羅 斯人,做成卡片。
使館門口的崗警、修電傳機的塔斯社技師、排隊買香腸的市民,都是我的俄語教員。好在蘇聯人"政治化"不嚴重,不因中蘇交惡而把中國人看成仇敵。我常有機會到蘇聯人家做客,接連幾小時用俄語交談。這對提高語言水平和瞭解駐在國情況非常有幫助。
當時我們住在中國駐蘇聯使館。使館每周放一兩部俄語原版故事片,需要自告奮勇者給 不懂俄語的館員同聲傳譯。這可是口譯的最高境界,難度極大,但也是千金難買的練口語良機。我就硬著頭皮上,為了不出太大的洋相,在口譯頭幾部故事片前,盡量先找來文學劇本看一遍。幾年下來,就連事先不知道內容的片子,也不會令我口譯時汗流浹背了。
俄語迎來又一個春天
1989年,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俄語似乎要春回大地。但是兩年後,蘇聯解體,俄 國拋棄社會主義,中俄關係似乎會進入低潮。然而,當時俄國經濟凋敝,商品匱乏,很需要價格低廉質量尚可的中國貨,大批俄國人來華採購、打工、旅遊、訪問, 許多中國人到俄國做生意,俄語翻譯又成了搶手貨,我的許多同學由此煥發了俄語的第二青春。
1996年,我第三次赴俄常駐。與前兩次相比,現在的記者既難當也好當:國內壓的任務重了,每天有參加不完的新聞發佈會,俄羅斯國內幾十種報紙各有財團和政治背景,對同一件事的評價南轅北轍,俄語新增大量外來詞,常常不知所云。但是,消息來源廣了,採訪限制少了,領導人活動透明度高,老百姓不怕接觸外國人了。
在俄羅斯,我結識了不少俄羅斯知名學者和記者,至今仍保持往來。俄新社和外交與國防政策理事會的朋友,邀請我參加今年9月的瓦爾代政治學家論壇,同外國同行討論宗教寬容、民主和人權等問題,並有幸與普京總統共進午餐,就俄羅斯治國方略和俄中關係前景當面向他討教。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我終於能用俄語參加學術討論了,至於俄語要講得像普京總統那麼漂亮,恐怕再有半世紀也不夠。
中俄互辦國家年活動,互派數千留學生,每年數百萬旅遊者來往,極大地拉近了普通人的距離。在莫斯科的高校、名勝和步行街,使用頻率最高的外語除了英語就是漢語;在三亞的沙灘或北戴河的海鮮大排擋,講得最多的外語是俄語。國內很容易 買到俄語音像製品,中國開了好幾個俄文網站,至於俄羅斯的俄文網站,更是數以千計,現在學俄語的條件太理想了。然而,學俄語的人卻比五六十年代少了,其中熟練掌握俄語的高級人才更是鳳毛麟角。相信2009年召開的"中國俄語年",能帶來俄語的又一春。
盛世良,國務院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新華社助莫斯科分社分社長兼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