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著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羅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徑
2021年11月10日, 19:10 (更新: 2022年1月26日, 05:24)
© Sputnik / Alexandr Natru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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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北京11月10日電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長凌建侯教授在接受衛星通訊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著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羅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徑。
今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週年。有人說，如果托爾斯泰是俄羅斯文學 界的一座高山，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隱藏於這座高山背後的另一座高山，其蘊含的時代意義和思想價值可能比前者更高。他的小說從出版到傳入中國，曾經影響了50-80年代的很多人，甚至50年代以前的幾代人，包括中國的不少優秀作家，比如郁達夫、魯迅、聞一多等，都受到其作品的影響和激勵。
作為世界文學專業研究人士，凌建侯教授可以說也是受其作品影響的中國學者之一。他首先介紹了自己接觸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歷程。
作為世界文學專業研究人士，凌建侯教授可以說也是受其作品影響的中國學者之一。他首先介紹了自己接觸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歷程。
他說：“我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上大學以後。1987年秋天我考入北京大學俄語系，系里按慣例給新生下發了油印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清單，有七八十本書，讓我們抽時間閱讀，為二年級俄羅斯文學史課提前做準備。大概是在1988年的春天，我借來了耿濟之翻譯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上下兩冊，書皮是淡淡的黃綠色，扉頁上有俄文原著名稱。耿先生譯本在解放前就出版了，此次簡體中文版有專人對照原文校訂重排。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話’，開篇明抑實揚地問道，主角阿廖沙‘不是大人物’，給他作傳，有甚麼特殊之處？接著語焉不詳地‘劇透’他的近況和13年前發生的事件，明顯感覺到‘作者’是在與看不見的讀者促膝交談，給人以立即讀下去的衝動。故事開頭直接交代13年前發生的事件原來是阿廖沙的父親老費多爾莫名其妙的慘死，敘述人卻要把這段曾轟動一時的公案放到後面細講。設置懸念，吊人胃口，作者諳熟讀者的閱讀心理，這是我對陀翁的初步認識。”
專家繼續介紹說：“幾年後我如願讀博，因研讀巴赫金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之需，我從圖書館借閱了《窮人》、《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等中譯本，而文學史課上被老師譽為‘天鵝之歌’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閱讀陀翁作品，主要不是為了學習俄語和翻譯技巧，而是想與復調小說理論進行印證，關注點在於陀翁小說是否像巴赫金說的那樣奇妙。為此我還再次閱讀了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的一些作品。兩相比較，的確可以發現創作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如在營造交談氛圍特別是緊張交鋒包括內心爭執方面，陀翁能夠超越傳統，另辟蹊徑，其創新性更勝一籌。”
凌建侯表示，進入21世紀，他成為了高校專職教師，主講俄語文學專題課。系統閱讀俄羅斯文學經典，跟蹤最新俄語作品和中文翻譯情況，蒐集和瞭解俄羅斯文學史，是必修的功課，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外文文獻是這門必修課的重要內容之一。2009年河北教育出版的陳燊先生主編的中文版22卷《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0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詞典》都是他常備的工具書。
凌建侯指出：“隨著閱讀視野的不斷擴大，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和高超的創作技法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還意味著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羅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徑。”
專家繼續介紹說：“幾年後我如願讀博，因研讀巴赫金專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之需，我從圖書館借閱了《窮人》、《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等中譯本，而文學史課上被老師譽為‘天鵝之歌’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我閱讀陀翁作品，主要不是為了學習俄語和翻譯技巧，而是想與復調小說理論進行印證，關注點在於陀翁小說是否像巴赫金說的那樣奇妙。為此我還再次閱讀了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的一些作品。兩相比較，的確可以發現創作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如在營造交談氛圍特別是緊張交鋒包括內心爭執方面，陀翁能夠超越傳統，另辟蹊徑，其創新性更勝一籌。”
凌建侯表示，進入21世紀，他成為了高校專職教師，主講俄語文學專題課。系統閱讀俄羅斯文學經典，跟蹤最新俄語作品和中文翻譯情況，蒐集和瞭解俄羅斯文學史，是必修的功課，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外文文獻是這門必修課的重要內容之一。2009年河北教育出版的陳燊先生主編的中文版22卷《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03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百科詞典》都是他常備的工具書。
凌建侯指出：“隨著閱讀視野的不斷擴大，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和高超的創作技法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還意味著深邃的思想和深入理解俄羅斯民族性的重要途徑。”
在他看來，陀翁在俄國當時紛繁複雜的眾多思想派別中殺出了一條血路，建立了自己的根基派，預見到西歐諸如理性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革命民主主義、物質至上主義、科學主義等思潮可能帶來的危害，試圖立足東正教思想，以道德理想為根基，實現普希金眼中“俄羅斯的歐洲人”——更寬泛地說是想在歷史包袱相對較少的俄羅斯民族身上實現“全人類性”的目標。陀翁的思想主張和藝術創新，獲得了許多褒獎者，也遭致了不少批評者。有趣的是，褒貶主要都集中在了他所特有的講求道德與情感的“俄羅斯民族性”，從中亦不難發現19世紀中後期斯拉夫派、西化派、根基派、革命民主義派之間激烈交鋒的影子。當代的褒貶，究其實質，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以前鬥爭的延續，無論捷克人馬薩里克、米蘭·昆德拉還是俄羅斯人納博科夫、奧列沙，不喜歡陀翁近乎於病態的情感描寫和近乎於強迫的道德拷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陀翁所選擇的不同於西歐國家的道路終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其悲天憫人的情懷正是偉大作家之偉大所不可或缺的。
凌建侯最後總結指出，因此，不管持何種立場，若想真正瞭解何謂俄羅斯民族性，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無疑是一條捷徑。
凌建侯最後總結指出，因此，不管持何種立場，若想真正瞭解何謂俄羅斯民族性，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無疑是一條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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