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銀行正從香港遷往大陸

香港數十年時間里，一直被認為是亞洲的金融中心。香港股市，是世界資本最大市場之一。原因在於，香港與大陸相比，擁有一定的法律自治權。對國際商界、尤其是金融企業來說，該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制度極為誘人。

但近年來，香港對外國人來說已不那麼重要。中國對外部市場提高自身市場的開放度，逐步縮減國外投資負面清單，取消外國資本在金融和保險領域的份額限制。借助於“滬港通”和“債券通”機制，投資商可從國外買賣滬市和深市公司股票，無需開設特別交易賬號和其它繁文縟節程序。今年，外國投資商還獲得進入中國“科創板”科技公司股票市場的權力。

這些措施使中國有價債券市場快速成長，相應地，對外國投資商來說，其吸引力也大大增加了。根據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數據，從2014年開始，進入中國股市的國外組合投資額上漲了8倍。2020年9月，實現8370億美元。早前，路孚特（Refinitiv）給出的統計是，2020年上半年，在世界市場投資商購買的股票總額中，有49.8%投向中國公司。總體來說，中國2020年上半年共引資321億美元，儘管在紐約僅銷售了17億美元。

根據全球金融公司計算，到2026年，僅中國投資銀行業務利潤就可高達470億美元。在金融領域，摩根大通已獲得許可，將在中國的經營完全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其他世界級玩家也循此例，幾乎都提交了從中國夥伴購買股份和擴大在華業務的申請。因此，世界大玩家將區域高管轉往大陸是完全符合邏輯的。首先，他們將更接近主要市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大陸和香港之間移動受限，擺脫相應風險尤顯重要。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大陸市場的吸引力還源於其它一系列原因。

他說：“中國內地市場吸引力急劇上升的原因有三：第一，內地的疫情防控效果良好。雖然發生過幾次反彈，但是基本都在一個月內得到了控制，對金融業務造成的衝擊較小。反觀西方的疫情防控，包括香港的狀況也是起起伏伏。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在內地業務的開展和未來的發展應該說都是會比較順利的；第二，疫情期間全球濫發貨幣，而這一措施對未來實體經濟會產生怎樣的衝擊和影響，目前都不清楚。中國內地儘管也多發了貨幣，但金融總體相對很穩定。我們可以看到，近一段時間資金是紛紛流向中國，這就說明內地是金融穩定的避風港。只有先穩定住，才能談後續發展的問題。所以從這一角度來看，外資也願意進入內地市場；第三，在面對國際社會上的風風雨雨時，我們實際上是採取了擴大開放的措施來應對。這說明中國有了經濟基礎和金融底氣，對於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

2020年，中國政府為促進經濟恢復，幫助中小企業，推出了一系列財稅刺激方案。數十年中，預算赤字首次上升到GDP的3.6%。中央政府批准發行1萬億元人民幣的抗疫特別債券。此外，地方政府發行特別債券的配額也增加到3.75萬億元人民幣。自然人收入不到5000元的，不用納稅。其它一些稅率也被減少，其中包括增值稅。

儘管貨幣政策溫和，一些專家也曾建議此類支持中國經濟的措施，但中國政府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並未搞量化寬松。中國央行維持相對較高的利率。考慮到美歐利率幾乎處於零點，中國債券引發投資商的巨大興趣。這樣，良好的基礎性經濟指數，使各國商界相信中國市場前景，哪怕政治局勢複雜。

但香港就沒那麼運氣了。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香港GDP相當於中國GDP的1/5。但現在卻不超過2%。專家黃衛平指出，世界級企業從香港移往內陸，也與香港經濟增長負面預期有關，

他說：“如果內地的金融市場發展非常好，實際上就是取代了香港。如果內地的經濟發展非常糟糕，那麼香港金融也沒有可服務的對象。可以說香港若是不轉型，只依靠四大服務支撐，我認為是沒有前進和後退的道路可走的。再加上香港當前又與內地步伐不統一，這樣一個態度可能會讓內地不那麼積極地帶動香港一起發展。所以香港現在是處於比較尷尬的一個位置，此次瑞士金融機構高管紛紛調往內地離開香港，我想正是因為他們看出來香港不大樂觀的發展前景。”

從2014年開始，香港始終遭受政治和社會動蕩。2019年，特別行政區因抗議活動，GDP縮水1.2%。2020年，香港政府在大流行背景下，撥出3100億港幣支持經濟和居民。但這並沒起大的作用。根據2020年結果，香港GDP減少了6.1%。現在，香港政府宣佈新的1200億港幣刺激措施，以促使經濟轉向增長。但顯而易見，特別行政區多年時間里將遭受嚴重的預算赤字。

據彭博社報道，世界金融集團遷往大陸計劃暫時受到公司員工們的抵制。首先，對講英語的人來說，香港在生活上要更為便利。此外，香港稅收政策和大陸差別很大。比如在香港的外國人收入稅大約為15%，但大陸的稅率幾乎高出一倍。儘管如此，長期看，稅收優勢最終要被經濟困境所吞噬，畢竟大陸市場增長快、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