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中印只有攜起手來承擔更多國際義務 “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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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北京6月19日電 中國深圳大學環孟加拉灣地區研究所所長戴永紅教授就中印當前局勢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中印之間雖然存在一些結構性矛盾,但合作友好的主線沒有變,兩國只有攜起手來承擔更多國際義務,“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Усиле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инди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印度抵制中國商品?外交部:望印方相向而行
6月15日晚,在中印邊境加勒萬河谷地區,兩軍人員發生衝突,造成人員傷亡。據中國外交部消息,中印外長6月17日通電話,雙方同意公正處理加勒萬河谷衝突引發的嚴重事態,盡快使現地局勢降溫。

戴永紅說,“中印雖然說有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但在歷史的長河當中,還是以合作、友好為主線,中印兩國人民應當友好下去。因為,只有中印兩個攜起手來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合作友好的主線沒有變

戴永紅分析道,首先,中印關係可以從雙邊歷史縱向這個角度來看,即雙邊關係的角度,也可以從橫向的大國關係來看,即多邊關係的角度分析。

他說,從歷史的縱向來看,可以分為遠、中、近這三個階段。中印兩國都是文明古國,也是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當前不管是在亞洲還是世界上,也都是日益崛起的發展中大國。

從遠的來看,中印兩國的關係應該說還是“以合作為主導的、以和平友好為主導的關係”。從近中期來看,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到1959年這段時間,中印有一個蜜月期。1962年,由於時任總理尼赫魯政府推行 “前進政策”,引發中印邊界衝突,這在中印幾千年關係當中應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歷史。此後,1962年-1988年, 時任印度總理拉甘地訪華開啓了兩國關係新的里程碑,雙方關係重回正常化軌道並且持續至今。往後,近期來看,就是2017年的中印洞朗對峙事件,以及今年從5月份開始雙方在邊界上發生的對峙群毆現象。

戴永紅繼續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屬於小插曲。但從近期來看,這牽涉到橫向的比較,即大國關係的這種背景。這些包括:印度的“大國夢想”,當前中美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特朗普上台以後,對中國的遏制、封鎖、打壓,首先是貿易戰,然後是科技戰,以及近期的新冠疫情,美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這種不負責任的、毫無理性的一些甩鍋行為”。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的“印太戰略”。實際上,美國是想利用“印太戰略”,把美國的勢力範圍從西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而他們把印度作為南亞。當然,印度在南亞是一個最大的國家,其他7個國家所有加起來的總和都沒有印度實力強。雖說印度跟中國相比,只是中國GDP的1/5、軍力的1/3。但是,儘管如此,2017年發生的洞朗事件,雙方還是和平解決了該問題。後來,雙方領導人2018年在武漢舉行了峰會,2019年的金奈峰會,兩國領導人還是本著一個原則就是:中印兩國要和平友好相處,要真正發揮中印兩個大國在維護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發展方面的義務。兩國領導人實際上是有高瞻遠矚的,是定了基調的。

印度體制存在多面性 更倚重美國等西方國家

與此同時,戴永紅認為,印度的體制存在多面性,一方面與中方達成發展關係、合作為主導的共識,另一方面其實在外交、戰略、經濟發展層面,更加倚重美國等西方國家。

他分析指出,莫迪一方面與中國領導人達成這樣一種共識,另一方面,從2014年上台執政以來,可以看出,莫迪這一屆政府是想“超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一種“有所作為”,還是“超有所作為”。因為,他們覺得目前的國際大環境對其是非常有利的,特別是中美之間目前的關係,有機可乘。所以,莫迪每次跟特朗普見面,跟美國總統見面,美印兩國領導人都要“大秀恩愛”。因此,一方面,他與中國的領導人達成一種要發展關係、合作為主導的這樣一種關係。但另一方面,相對可以看出來,它更加倚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外交、在戰略、在經濟發展層面”。

他說,對於經濟發展層面,從產業鏈來說,中印的產業鏈應該說更加的緊密。因為,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2018和2019年兩國貿易額將近1000億美元。雖然,中印貿易逆差在持續擴大,但從產業鏈這個角度,包括輕工產品、一些制藥產品、汽車製造等,印度都有賴於中國完整的一個產業鏈。

他表示,從目前的國際大背景來看,現在,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都在極力鼓勵印度要在產業上面“去中國化”,不斷鼓勵推動印度從經濟,特別是產業鏈條這方面,要“去中國化”。“美國現在希望印度要承接更多的從中國大陸轉移出來的這些製造業,一方面美國鼓勵這些產業轉移到印度,另一方面鼓勵這些製造業轉移到越南,轉移到也就是跟中國現在相對來說矛盾比較多的一些國家”,專家稱。

僥倖心理嚴重

戴永紅認為,印度歷屆政府始終存在一種機會主義的心理,僥倖心理比較嚴重,主張要善於去利用機會。他說,雖然,印度在50年代60年代是不結盟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領導者之一。但是,特別是莫迪上台以後,印度的這種“戰略自主性”實際上是打了折扣的。所謂“戰略自主性”,就是,善於把握一些戰略機會,因為善於把握,這就說明它是一種機會主義者,是機會的製造者,也是機會的受益者。所以,新冠疫情暴發以後,印度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機會,因為,中國跟美國的關係,現在中美是否脫鈎?脫鈎的程度有多大?脫鈎的時間的這個節點,實際上印度認為是有機可乘的。

他指出,實際上,印度的決策體制有一種複雜性和多面性在里。一方面,印度的領導人莫迪與中國最高領導人舉行了兩次最高峰會,定了基調。另一方面,印度的黨內和內閣成員,特別是比較激進的民粹主義者,他的人民黨主席也兼任了現在的內政部長,在背後的推動。比如,去年5月份,莫迪的第二個任期,然後僅僅隔了兩三個月,馬上他就付諸於行動了,首先是挑起巴基斯坦的“廢除憲法370條款”,緊接著就是跟尼泊爾關係的緊張,也是在邊界問題上面。然後又緊接著與中國的拉達克,歷史上都屬於中國的拉達克,印度宣佈為自己的一個中央直轄區。

他說,實際上,“我們認為,印度去年的動作是在為今年更大、為明年後年更大的這個行動在做準備,因為它是在一步一步測試國際社會的反應”。所謂“國際社會的反應”,比如,美國怎麼反應,俄羅斯怎麼反應?英國怎麼反應?這些大國的輿論對他的這種行為的反應。去年,實際上,8月份以後,國際社會對印度的反應,雖然說有一些選擇,有一些聲明,但是印度覺得這個大不了就是這麼回事情。所以,他才會進而對中國、對尼泊爾得寸進尺。

戰略默契

談到美國是不是在背後企圖挑起中印爭端?專家指出,“我覺得,從我們的判斷來說,這只是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略默契。一個是有需求,另外一個就是有供給,需求和供給,也就是訴求。比如說,美國希望印度對中國找茬,然後印度可能就心領神會。所以,前段時間,很奇怪,特朗普說我可以調和中印的這種邊界問題”。

專家指出,當然,從歷史的縱軸和多邊關係的橫軸來看,作為中國來說,“中印和平友好”這是一個主線,因為中國的深化改革開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需要創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不過,在事關國家主權、民族主權、民族尊嚴,民族情感這方面,中國肯定還是奉行的是一種和平自主、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們也不首先挑事兒,但是也不怕事兒。所以,6月17日王毅部長就說,他們首先是挑起的肇事者,首先要求印度要處罰肇事者,這就是定性。

此外,目前印度的新冠疫情很嚴重,感染人數已經達到35萬,死亡人數已經好幾千人,儼然已經成為全球第4個疫情嚴重的國家。而且,現在印度的整個國力也不允許印度傾舉國之力於邊界問題上。當然,印度國內,現在首先應該管控國內的民意和民族情緒。因為一些媒體的炒作,然後政府官員的炒作,最近印度的一些照片上面,把士兵受傷或者死亡的那些照片拿來放大化。其實,具體死了多少人,現在都沒有這些照片,這些照片是不是現場的?這個都是問題。

戴永紅補充道,當然,管控民意中還包括轉移民眾對國內經濟發展遲緩、對此次疫情的關注。實際上,莫迪的第二個任期到現在,即去年5月到今年5月,他的經濟政策已乏善可陳,他的第一個任期,他的人口紅利,一些制度紅利,可能都已經消耗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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