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來，貝萊德公司發出的呼籲，在中美關係總體背景下是不合邏輯的。美國政府在持續對中國公司打壓，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國股市上市的公司，向審計部門公開所有權結構、管理結構和其它數據。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中國法律，企業不能公開敏感數據，比如自己使用者和外國夥伴的資料。否則，將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因此，中國企業在美國股市的前景存疑。事實上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如果一家公司三年內未向審計師提供所需信息，或該公司以任何方式被中國政府關聯機構擁有或控制，它可能會走退市程序。不久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又火上澆油。委員會主席加里·詹斯勒宣佈，暫停與中國公司相關的離岸殼公司 IPO 審批程序，後者通過該程序上市。詹斯勒警告投資者，投資中國證券的風險越來越大。
在此背景下，美國市場開始出現對中國公司證券的空頭趨勢。納斯達克金龍指數連續第六天下跌。與 2 月份的峰值相比，MSCI 中國指數下挫近三分之一，而標準普爾 500 指數同期上漲了 13%。
然而，貝萊德則相反，多次呼籲增加對中國證券的投資，以及增加中國證券在世界指數中的份額。 目前，MSCI全球指數中中國公司證券的總權重為4.2%。中國企業面臨的壓力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投資者主要是出於經濟考慮，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盈利。政信投資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何曉宇在接受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中國經濟正穩步增長，因此中國證券被認為是有吸引力的資產。
他說：“中美之間博弈導致美國在各方面對中國進行遏制或打壓，這在經濟領域的很多方面也有體現。包括在資本市場延續特朗普所謂的脫鈎政策，比如阻礙或延遲中國企業的赴美上市，甚至是有禁止的趨勢。在這一大背景下，從美方的角度來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主要是服務於政治目的，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而西方的投資研究機構認為中國市場仍然值得投資，是基於純經濟角度的考量。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在規模和複雜程度上已經有了蓬勃發展，無論是成熟度還是回報率都較高，而且我們也在加大對外資的引進。在投資能有高回報，甚至高於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前提下，西方研究機構自然會鼓勵外資提高對中國投資的配置，畢竟資本具有逐利性。”
一方面，貝萊德對中國的興趣可以歸因於公司自身的商業動機。貝萊德成為首家獲得中國政府許可在中國市場設立共同基金的海外投資公司。但除貝萊德之外，其他西方投資大鰐也在爭奪中國。高盛與工商銀行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瑞銀集團、野村控股、瑞士信貸也力爭將其在中國的份額擴大至半數以上。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將中國股票和債券在其投資組合中的份額，一年內增加了 40%，達 8000 億美元。首先，中國經濟的良好勢頭吸引了投資者。2020年隨著國內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中國GDP增長2.3%，是G20國家中唯一的積極指標。此外，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堅持溫和的貨幣政策，不採取量化寬松政策。這可以使利率比美國和歐盟高出很多。同時，中國證券的可靠性與西方國家的同類產品差別不大。
然而，大量的外資流入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何曉宇指出：“大量引進外資不能說完全沒有風險，如果管理不善或監管不力，無疑是會帶來一些風險。不過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情況，我們敢於加大力度引進外資，自然也是做好了風險評估。從大局角度來看，我認為是不會給資本市場帶來多少風險，因為我們完全有能力在外資進入市場的過程中管控好風險。不過就部分企業而言，外資的進入加大了競爭力度，甚至存在被外資收購的可能性。這種風險一般是不可能完全被回避的，而且市場經濟也是優勝劣汰的過程。我們不能因為這種微觀層面風險的存在，就放棄引進外資。”
在人民幣走強、中西方關係惡化導致政治風險增加的情況下，中國企業越來越傾向於用本幣引資。因此，北京Pendata.cn財經資訊統計數據表明，如果2020年中國互聯網創業公司引資佔比近40%，那麼今年7月份這個數字上升至70%，8月份是100%。很大程度上，中國政府也推動了這一趨勢。當局正在努力降低外匯風險對當地公司的影響，同時擴大在中國引資的機會。
中美之間的貿易、經濟和技術對抗，當然對兩國的投資合作起不到刺激作用。在美國以退市威脅中國企業，而北京又不敢向外國合作夥伴開放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情況下（現在超過100萬用戶的企業赴海外 IPO 前，必須通過中國國內的審計），中國企業將尋求在大陸和香港市場引資，這也會導致美國投資者難以分享我國優秀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紅利。故而本月初，美國商界代表致函拜登政府，敦促白宮加強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談判。他們強調，兩國對抗造成的最大損失由企業承擔，最終將由美國消費者承擔。由此可見，美國商界的態度與投資機構一致，合作雙贏才符合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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