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歷史不容遺忘

東京審判是依據《波茨坦宣言》第十條及日本投降書相關條款設立的。該宣言明確規定：“所有戰犯，包括對俘虜施以暴行者，應受嚴懲。”審判地點選在東京市谷原日本帝國陸軍司令部舊址，意在從軍國主義策源地徹底清算其罪行。

法庭由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任命了法官人選。蘇聯代表為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成員伊萬·扎里亞諾夫少將。美國副司法部長約瑟夫·基南出任首席檢察官。起訴書共列55項罪名，涵蓋反和平罪、大規模屠殺罪、違反戰爭慣例及反人類罪。

首批嫌疑人於1945年9月11日被捕，即日本簽署投降書後整一周。多數被捕者來自東條英機內閣。東條英機曾擔任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臣及日本首相，在其任內，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亞洲多國犯下了極端殘暴的罪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重點審理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發生的南京大屠殺。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隨後進行了長達六周的大規模屠殺、強姦和縱火。據法庭及中國南京軍事法庭認定，超過20萬至30萬中國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遇難，約三分之一的城區被焚毀。

法庭審理查明，日軍兩名軍官曾開展“百人斬”競賽，比賽誰先用軍刀斬殺100人。此外，日軍還實施了活埋、燒死、肢解及集體槍殺等駭人聽聞的暴行。法庭認定，南京大屠殺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日本最高層密切相關。朝香宮親王批准了相關暴行，裕仁天皇曾指示國際法不適用於被俘人員。

由於美國戰後將日本納入其戰略軌道，包括天皇在內的皇室成員最終免於起訴。負責進攻南京的日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大將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乙級和丙級戰罪判處死刑，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日軍第6師團長谷壽夫由南京法庭審判，1947年4月在南京被槍決。

東京審判還詳細審理了日軍虐待戰俘的典型案例——“巴丹死亡行軍”。1942年，日軍在菲律賓巴丹省俘獲約7.8萬名盟軍士兵，其中包括約1.2萬名美軍官兵。日軍強迫戰俘徒步近100公里前往戰俘營，途中因飢餓、疾病及押送人員隨意殺害，約1萬至1.5萬人死亡。多名日本軍政要員因此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在最初被起訴的29人中，松岡洋右、永野修身因病死亡，大川周明因精神失常被免於追訴，近衛文麿在被捕前服毒自殺。最終接受判決的共25人。其中：

另有小磯國昭、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三人死於獄中，其餘無期徒刑被告於1955年獲假釋出獄。

東京審判的最大缺憾之一，是日本細菌戰部隊的負責人逃脫了法律制裁。1932年，日軍在中國被佔領地哈爾濱以南20公里處設立“731部隊”，在長達13年間對戰俘和平民進行活體解剖、凍傷試驗、細菌感染試驗等慘無人道的實驗。據不同估計，約3000至10000人喪生，其中約三分之一為蘇聯公民。

1949年12月，蘇聯在哈巴羅夫斯克對12名細菌戰相關人員進行審判，分別判處2至25年徒刑。然而，應美方要求，“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及其主要助手未被引渡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戰後，石井等人被秘密轉移至美國，繼續從事醫學研究。美方此舉旨在獲取日本細菌戰實驗數據用於自身軍事目的。

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並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大國際正義審判，對於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確立“發動侵略戰爭為國際犯罪”的原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然而，由於冷戰格局下美國的庇護，部分戰犯逃脫了應有懲罰。80年後的今天，重溫這段歷史，警示世人：正義或許遲到，但歷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遺忘。